汉族为什么没有灭亡

为了说明中华文明，我先在国内考察，写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但是身在庐山可能不识其真面目，我又去国外做对比。首先是和中华文明同年龄的文明对比。我在枪林弹雨、绑架危险中去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从埃及、中东、伊拉克到尼泊尔等地，经历了人生中最恐怖的半年，写出了《千年一叹》。这些文明如今大多已不可收拾，而中华文明跌跌撞撞一路走下来了，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但这样比，似乎只能显出中华文明的好处，看不出其毛病，于是我又花了很长时间走了欧洲96座城市，写了《行者无疆》。就这样，我以一个旅行者、考察者的身份，从一条与习惯做法很不一样的途径，来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
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秘密
文字的灭亡，意味着文明载体的死亡。如果中国不是因为统一了文字，那么很多地方的文字必然在战败时被禁止使用，然后很快就没有人认识了，因此，很多地方的历史也随之灭亡了、消逝了、不为人所知了。可我们现在读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书，如果有一点文言文水平，就会像读乡下的外公给我们写的信一样亲切。一种文字，在几千年的漫长时光里能保持到今天还被广泛阅读、使用，平心而论，这是人类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奇迹。
第一，统一而延续永久的文字系统。我认为这是中华文明没有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原因。我以前并不理解统一文字对于文明延续的重要性，可是，当我站在古埃及的城市卢克索，看到太阳神庙里那些雄伟石柱上的文字，除了考古学家能够认出极少数，绝大部分都不为人所认识。我到希腊的克里特岛寻找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人们告诉我，那里有一种A形文字，可能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但是这种A形文字大概要到100年以后才可能被解读。还有，我在巴比伦遗址看到的楔形文字，现在有谁能读得出来？文字的灭亡，意味着文明载体的死亡。如果中国不是因为统一了文字，那么很多地方的文字必然在战败时被禁止使用，然后很快就没有人认识了，因此，很多地方的历史也随之灭亡了、消逝了、不为人所知了。可我们现在读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书，如果有一点文言文水平，就会像读乡下的外公给我们写的信一样亲切。一种文字，在几千年的漫长时光里能保持到今天还被广泛阅读、使用，平心而论，这是人类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奇迹。
第二，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在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所以从来不主张远征。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进入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农耕文明依靠的是春播秋收、精耕细作，强调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按照许倬云教授的说法，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讲究聚族而居，代代相传。不少中国文人即使在城市里呆很久，也认为是“客居”，迟早也要还乡。这种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航海家的海洋文明和马背上的游牧文明全然不同。后二者强调冒险、进取，前者则主张防守、和平。譬如我们的万里长城，就是用来防守游牧文明的进攻的；再如杜甫写过“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的诗句，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即使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汉武帝，都没有想过远征希腊和埃及。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世界地理知识，可当时其他文明的君王也没有世界地理知识，但只要听到远方有财富有强权就骑上了马背，到很远的地方去征战。这就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差别。守土自安，对外面的土地不感兴趣，这是沉淀已久的民族集体心理。所以你看郑和下西洋，走了那么多地方却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领土要求，只是展示大国雄威。再看古代世界，很多军事远征，必然会遭到报复，军事报复的第一步就是消灭对方的文明。即使胜利了，也可能是文明自杀。比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从希腊一直打到伊朗，还到了印度、巴基斯坦。看上去是胜利了，使希腊文明得以东传，但这也间接导致了希腊文明的衰落。因为在古代，一种文明超越边界，变成军事工具，要在不同地方落根，这个文明就很难存活。中国没有发动过这样的军事远征，为文明的延续保留了实力。当然，这个规则一到近代就被西班牙、英国的海洋霸权打破了，远征不再意味着文明自杀。但古代的历史毕竟长得多，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避免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的灭亡命运，确实与不远征有关。
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时大明王朝气数很盛，按他的说法，中国当时拥有世界上相当精良的陆军和海军。中国会不会打人家？利玛窦就此进行了几十年的考察。晚年，他在《中国札记》里得出结论：中国的皇帝和官员都很满意自己的一切，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和我们欧洲人不一样，欧洲人稍微有一点富强就想到去占领。有两个美国史学家写的《世界文明史》，其中一段说：中华文明登上世界文明舞台的时间比较晚，但登上后却未曾中断，主要原因是：中国从来没有把整个国家都变成远征机器。这一点确实是中华文明在古代没有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灭亡，还在于它一直处于有序状态。“有序”的代价是使得整个国家比较保守，不太自由，但“有序”的同时也使得中华文明避免了“无序化耗损”(熵)得以有效延续。一方面，自秦代对文字、度量衡的统一，自汉代开始建立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如郡县制、户籍制等，使得国家即使经历了战争和改朝换代，还能运转有序。另一方面，延续了1300年的中国科举制度，为有效管理提供了丰沛的人才资源和统一的管理哲学。与世袭为官、养仕为官、军功为官等方式很容易造成的无序吏治完全不同，科举制度确立起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国土地上，任何一个男子通过文化考试就可以成为各级“公务员”，这就使偌大一个中国一直处于有人管理的状态，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第四，中华文明以“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避免了长时间陷入极端主义。中庸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弹性哲学，它对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接纳，有针对性的处置。国外有些地区的文明深受原教旨主义，即基本教义派的毒害，用极端的方式解释自己宗教当中的某些教义。这一点中华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庸之道告诉我们，走极端是错误的。世界其实不是纯白也不是纯黑，还有中间辽阔的灰色地带。纯白和纯黑至多只是边缘，而且是很窄的边缘。这个思维方式很重要。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把不同观点的人说成是异教徒，而且把异教徒说成是魔鬼，有被杀死的必要，然后战争就开始了。中国文化对各种宗教似乎都不太认真，这当然是“弱点”,但我在耶路撒冷却感受到某种庆幸：我们确实不要那种“认真”。那种“认真”是年年月月的互相伤害，中华文明却靠中庸之道弹性地存活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