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回答2024-02-03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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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张国焘的失败
（一）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己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中共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还没有握有中央大权，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忍耐与等待。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而不会跟你走。在这里，道理上的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三）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已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己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做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失策，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其结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四）转而投靠国民党，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与人生的最大败笔。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仅仅“出走”离开中共，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回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但他再投靠国民党，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就丢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仅中共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立、沈醉等就经常这样评价他），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待遇（一个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因为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张国焘竟也扮演了这种角色，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其他回答（2）
故事没讲完
回答时间：2024-02-03
1923年2月杨子烈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在北京期间与张国焘相识，1924年2月与张国焘结婚。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从此就成为早期中共妇女运动活跃人物。
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
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璋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直到I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杨子烈回忆说，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脱离他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踏上一条不归路。脱党是一件严重的事，所以他做得很机密，连妻子杨子烈都不知道。杨子烈回忆，最初还以为他受命去西安或其他地方从事机密工作去了，心中还责怪他不对自己讲，又不好意思去问任何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丈夫会脱离千辛万苦参与创立的党，就是张国焘本人恐怕也是始料不及的。
杨子烈说：“过了差不多快一个月，并未见到国焘回来，也未有只字给我。我心中虽难过，也羞于去问谁。这是两种心理在作祟：第一，因为共产党在秘密工作时代，谁未负责该项工作，谁就不应知道该项工作的秘密，何况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同志们知道党的工作秘密越少越好，十数年来我就养成了这种习惯。第二，国焘是我的爱人，最亲爱的人。他走向何处去，竟不对自己讲，问别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别人还能讲吗？离别将近七年了，才相聚数月，竟又不告而别？我在盛气之下，更不愿去问他人了。”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中组部来电话要杨子烈速去一趟，她还以为是恢复她的党籍，心中异常欣喜。她在上海与党失去了多年联系，好不容易到了延安，组织不信任她，没有恢复她的党籍。到了中组部，陈云将她请到一个房间，低声说：“子烈同志，你知道吗？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她惊奇地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知道。陈云紧皱双眉、低着头告诉她：“国焘走了！”随后，陈云交给她一封信：“国焘有一封信给你，他在汉口等你，你去不去？”她满心想去找张国焘，恨不得马上能看见他，一时不好意思出口，只低声说：“我考虑一下。”陈云看她大腹便便，问她有几个月身孕了，她说六个月。陈云异常关切地说：“那你要好好当心！如果有同志们闲言闲语，你来告诉我好了。”
张国焘的信很简单，大意是：“子烈贤妻吾爱吾妹：不告而别，请妹原谅。我在延安苦闷，现到汉口等你，希望妹携爱儿海威来汉口”信是4月初在西安写的，那一天是5月16日，也就是信到延安已有一个多月。她突然发现，过去熟悉的同志见到她变得冷淡，从前的笑容不见了。她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次日上午她去见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都在，她还没开口，知道内情的人热烈地走近她，和蔼地轻轻在她肩上一拍，似认真又诙谐地大声笑着说：“好呀！子烈，国焘把你丢下，跑了！”她好半天才强自镇静地说：“他为什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功臣。”毛泽东高兴得伸出右手大拇指。刘少奇亲切地对她说：“子烈！到我那里来玩嘛。”她回忆，张闻天紧绷着一张“布尔什维克”的脸，好像没看见她一样，昂着头，站起身，一声不响地走了。
过了数日，她见到李富春，正式提出去汉口找张国焘，请组织部批准。
李富春回答：“让中央开会决定，然后再通知你。”那些日子，怀有身孕的她忧心忡忡，常常茶饭不思，暗自流泪，在人前还要强忍泪水。终于等来了李富春的答复：“中央已经开过会，决议你不去汉口，小孩子将来仍然可以送到莫斯科读书。”她再也忍不住泪水，双手掩面痛哭，“不，我要去！我要到汉口去看看国焘！”
她给中央写信，声称自己要回故乡湖北乡下去生孩子。三四天了杳无回音，她于是去中组部找陈云、李富春问，李富春“铁青着脸粗声粗气地说”：“中央开会时，毛主席决定不要你走!组织部不管。”陈云“温和地轻声问”：“孩子有几个月了？”她说七个月了，陈云低声说：“要走，就快走！”
杨子烈立即爬了几个土坡去找毛泽东，说：“毛主席，我想回家养孩子，你批准我吧！”毛的声音很低：“那是组织部管，你去找他们。”她恳切地说：“不，我刚才从组织部来，富春同志说是你决定的！你们两处，你推他，他推你！那怎么行？你看我大着个肚皮，跑来跑去，实在跑不动了！你现在就干脆写张条子给我吧！”正在写文章的毛泽东提笔在白纸上写了“让子烈同志回家吧！”一面写一面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毛还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靠了这张纸条，杨子烈带着孩子还有妹妹离开延安。张国焘夫妇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
杨子烈与张国焘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1968年张国焘夫妇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坚定的花花
回答时间：2024-02-03
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长沙贾谊在《过秦论》中，这样写道：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 意思很明确，就是讲是秦国之所以强大，无疑就是历经了秦国六代先王的努力，才使得秦国变得如此的强大。
贾长沙所说的秦国这六代先王，是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他们当中除了秦孝文王在位仅三日外，其他的五位都为秦国的崛起和扩张做了不朽的贡献。
但如果由此及远，言论秦国真正强大之肇始，有一位秦国祖上的君主，却是不能不提的，他就是秦国崛起的第一人，甚至连近代伟人毛主席也极力推崇的人物，秦国第九代国君秦穆公。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要讲秦国崛起，不是首推秦孝公吗？这种理解，其实是片面的。
秦孝公，对秦国的崛起是显而易见、居功至伟的。 可以说，他是秦国再度崛起的直接推动者，是秦国陷入危急存亡之秋适时而生的天才领袖，是夯实秦国后期强大的基石。正是因为在他大刀阔斧、锐意蟺革下， 对内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并迁都咸阳，建立县制行政，开阡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不断增进农业生产。
对外，实施与楚和亲，与韩订约，联齐、赵攻魏安邑，拓地至洛水以东，自此国力日强，兴隆日盛，为后来成为秦帝国，剿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正国此，他才被贾长沙列为秦始皇完成天下统一的六世之首。
但，我要问的是，秦孝公改革旧制，痛陈旧弊，革新砥砺与痛心失首的根源因为什么？受谁的影响？ 无他，那就是因为他的祖上秦穆公。 他曾这样赞美秦穆公：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他上任之初，便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以穆公时期之方策为参照，决心一洗穆公以后260年来秦国之沉沦与落后的现状，于是，他像秦穆公一样，顺应时代潮流，知人善用，大胆改革，最终使得 秦孝公取得了与秦穆公相媲美的大业，一个成为春秋五霸，一个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正因如此，我才说，要说秦国崛起之根源，还要首推到秦穆公，是他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因，是秦国700年江山二度崛起的内生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寻秦国穆公时代的那一段风云 历史 ，看一看当年的穆公到底是在怎样苦难艰危的条件下成就了秦国，超越了 历史 时空，同时又要追问为什么穆公之后的260年强大的秦国竟然再度归于沉寂，差点消失在 历史 在尘埃之中？
一、秦穆公的天功；
二、秦穆公的过错；
三、对后世的影响。
秦穆公，是春秋时期政治家，秦国第九位国君（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 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而他的祖先确是这样的荜路蓝蒌。
秦人，是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的一支血亲。 公元前905年， 秦人首领秦非子因给周王室养马有功，被西周周孝王封在秦地，于是，“秦”便成了他们的族称。后来，西周最后一位君王周幽王，因遭到犬戎入侵，致使首都镐京陷落，自己也在骊山之下惨遭杀害。
适此秦人首脑秦襄公，率兵相救，并派兵护送周王室东迁洛邑，遂于公元前770年东周建立，周平王被拥立为东周第一任君王，而救护有功的秦人，也正式被册封为诸侯国，赐封岐山以西之地，于是，“秦”这个名号晋升成国号，第一次以诸侯之位与众诸侯并立。
秦国第一任国君是为 秦襄公 。 延 亘至公元前659年，第九任国君秦穆公继得大统。此时的秦国，虽然已贵为一国诸侯上百年，但由于秦国 历史 底蕴较差、建国时间较晚，及其地理条件恶劣，如与犬戎接壤是国祸的前端，导致国力䊨弱，在诸侯之国中地位低下。被其他诸侯各国鄙作为 蛮夷之邦。
面对这种内扰外患的现实，如何办？雄才大略的秦穆公决定不再沿袭前人之碌碌无为，暗自发誓决意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于是，经达他长达38年的执政，最终实现了当初之夙愿。那他究竟实施了什么治国之策，使得秦国一洗颓废之象，如腾龙在野，称霸诸侯的呢？
要我看来， 评价君王，主要看大政与法道，即用人之法与待民之道。 这才是国家能强大的根本之策，至于其他，如勤政、用兵、奖赏、远交近攻如何等等，这都可在用人之法、待民之道中体现。
首先，讲他用人之法：四方取士，广纳贤才。
说到秦穆公善用人才，从秦王赢政时期的客卿李斯所著就的千古名篇《谏逐客书》中就可窥见一斑。他开篇这样写道：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文中，用详实的穆公、孝公时期的史料，批驳了秦王赢政逐客令之荒谬。李斯认为秦国之所以兴盛，莫不是因为任用了天下人才之故，穆公时期这样，孝公时期依然，今秦王听信宗室大臣的进言，认为来秦的客卿大都是想游间于秦的，下令驱逐客卿，未免因噎而废食，片面而不妥。
李斯因为属于被驱逐之列，在被逐的路上写下了此雄文，所以文笔与意触真实大胆，毫无顾忌，殊以为文章送到秦王赢政那里后，或是石沉大海，或是引得龙颜大怒，那晓得此文如敲骨震耳，赢政马上更弦易策，大方接受了李斯的意见，从而改变了秦国的国运。
从这里 ，我们可能会认为李斯厉害，一纸雄文使得秦王立马止令，其实不然，真正内在起作用的还是秦王赢政的祖上，赢政内心明镜似的：祖上穆公、孝公的辉煌大业，无不是因为广纳天下人才所取得的，闭关锁国是不足取的。
所以，招募天下人才，是秦穆公突围困局，使秦国腾飞的第一步。这个道理至今依然。在这里，我主要列举他罗纳的几位天下大才，也就是李斯所讲的 “ 五子贤臣” ，即 “戎人由余，虞人百里奚，宋人蹇叔，晋人丕豹、公孙支”。
先讲百里奚，这是一个70多岁的亡国之臣，本是虞国人，在晋灭其国后，做了晋国公主的媵臣（陪嫁人）到了秦国，后以为耻而逃到了楚国，秦穆公知道百里奚的贤能后，想用高价赎回他，但又担心楚人不许，于是就派人对楚国人说： “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
楚人不知将百里奚之才，遂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后，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锁，向他询问国家大事。然而百里奚推辞说，他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说：“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
百里奚大为感动，于是与秦穆公纵论国事数日，这使得秦穆公更是十分赏识他，授以国政，号称 “五羖大夫” ，为左庶长。后来，百里奚推荐故友 宋人蹇叔 ，秦穆公照办不误，命人大索宋国而得之，授上大夫，迁右庶长。
百里奚、蹇叔，两人共同为秦穆公制定了“ 内修国政，外图霸业”的战略国策， 开始教化民众，安施变革，兴利除害，使得秦国一天天地强大，更是在他们的辅助下，秦国击败了强国晋国，俘获晋惠公，灭亡了梁国、芮国、滑国等。为秦穆公最终成就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史官中曾有一首诗赞颂这时的秦国政：
子絷荐奚奚荐叔，转相汲引布秦庭。但能好士如秦穆，人杰何须问地灵。
秦穆公更是对他俩的才干，佩服不已，他曾这样发自肺腑地道出自己内心的喜悦： “蹇叔和百里奚真是我创立霸业的左膀右臂啊!”
公元前636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重耳回国即位，实现了 “秦晋之好”，千古传颂 。但令秦穆公没有想到的是，重耳后来成为称霸中原的春秋五霸，成为他称霸中原的第一直面劲敌，这可是他未曾料到的。
由余是西戎人，正是穆公“东西并举”之国策中重大推手，人评由余之才“东西合璧”，居秦穆公“五子贤臣”之首位。 其祖上原是晋人，逃亡到西戎绵诸之地。由余会说晋语，也熟知晋国情况；同时又侍奉戎王多年，对西戎风土人情、地形军事也了然在胸。
秦穆公知由余之才，在戎王派遣他出使秦国时，一方面礼遇由余，一方面用计离间由余和戎王，最终由余为他所用，被拜其为上卿。后来，由余不负其望，出谋划策 。使得秦陆续收服绵诸、义渠、大荔等戎族部落，导致白狄为避其锋芒，东迁进入晋国北部。这些策略使得 穆公攻伐西戎，并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被周天子特赐金鼓，封秦穆公为“西方诸侯之伯”，以至出现“诸侯毕贺”的盛况，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西方霸主。 这些都为秦穆公位列春秋五霸之一，奠定了实力资本。
以上是讲秦穆公善于识人，发挥所长，其实秦穆公重视人才，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不论贵贱、不论亲疏。 从以上三位大才所用背景就可知一二。这一点，不得不令今人佩服。要知道，在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绝大多数的企业老板还不叫穆公之远见呢，一产值不过千万，赢利不过百万的小公司，连用个外人都五查六审的，谈何企业大发展。
秦穆公这样的的人才观，终使得百川汇海，各国的一流人才纷纷涌入，如还有来丕豹（传说是他介绍了百里奚）、公孙支等等，当时的秦国俨然成了“国际人才”中心，秦国的国力与日俱增、一洗偏安之鄙。
其次，讲他待民之法：宽厚仁善、恩威并重。
作为一国之君，秦穆公不仅懂得用人，更懂得民心所向的道理。孔子也曾这样赞美他 “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资治通鉴》中有记载着 “穆公亡马” 的故事，说穆公爱马，有几匹好马丢失，被“岐下野人”得而食之。官吏调查此事，准备把这群人绳之以法。秦穆公得知后，说道“君子不以畜害人”，于是索性派人赏赐“岐下野人”好酒，有酒有肉，吃个痛快。
穆公如此厚德，无疑彻底感化了 “岐下野人” 。后来穆公伐晋，不幸陷入晋军重围，正当危难之际，三百“岐下野人”为报当年“食马之德”，特此赶来“椎锋争死”。于是瞬间战局扭转，秦穆公俘得了晋惠公，大胜而归。
还有一个著名战例，发生在公元前627年的“崤之战”，更可以看出秦穆公之气量。秦穆公趁晋文公重耳新丧之际，派兵偷袭郑国，后因郑有备而退回。可没想到的是，却在班师回朝的路上，遭遇到了晋襄公联合姜戎，率军在晋国崤山隘道设伏，结果，全歼秦军，并俘虏秦军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
“崤之战”的结果对秦国影响巨大，此战使得秦国东进中原之路被晋国扼制，秦穆公不得不向西用兵，遂霸西戎，同时，崤之战也标志晋、秦关系由友好转为世仇。
然而，这样重大的败局，秦穆公并没有找替死鬼出气，当被俘后的三帅被逐回秦国之时，他他穿着素服亲自到城郊迎接三帅，并全然自责，嘱咐三将不要有负疚心理，要知耻而后勇，并还让他们职位如故，待遇加厚。
这样的仁厚，他不是一次二次，“崤之战”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625年，孟明视要求秦穆公发兵去报崤山之仇。结果又是三帅，又是一败，史称彭衙之战。
秦穆公没有责难，继续信任孟明视，在“崤之战”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624年夏天，孟明视再次奏请攻打晋国。他给自己没有留退路，说 “要是这次再打不了胜仗，我决不活着回来”。 结果他率部“渡河焚船”，背水一战，最终“取王官及鄗，封肴中尸”，大获全胜， 史称 王官之战 。
孟明视的二败一胜，连续四年，最终取得辉煌胜利，一雪前耻，成为秦穆公成就霸业极为关键的一战。如果没有秦穆公这样的气度，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的仁厚，不仅体现在本国臣子，尤其还体现在外国子民上。这是一般君王所不兼备的。就是放在今天，也没有几个国君能做得到的，号称西方文明的国家更是笑话。
秦穆公，信任“五子贤臣”之一 公孙支 的计策，在晋国饥荒时，借食帮晋国度过了饥荒，使得秦国在和晋国的争斗中占据了道德高地，一石二鸟让秦晋二国子民感恩戴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秦穆公之所以能够称霸春秋，就在于他的治国之策。正如前面所说，穆公之前，“野人”不在册，也不当兵，穆公即位后，继承秦武公推行县制的政策，进一步削弱宗室贵族势力。同时，又在县内置官司，加强民政管理，将散落在国家各个角落的“野人”，不断地在编入册，纳到国家的真正控制之下，为以后扩军备战、农耕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这些蜕变，都是秦穆公 “用对人，行仁政” 之后所体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也是他最终称霸春秋诸侯国的真正的原因，所以说，秦国的第一次强大因秦穆公而生，是他注入了秦国强大的基因子。
也许，有人会说，秦穆公这样厉害，为什么他死后，秦国的称霸之路就戛然而止了呢？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探寻的问题。当然， 历朝历代的史学家们给出了我们很多观点，如后来国君昏聩无能、人才断层、战乱频繁、西戎入侵等等，尤其是有史学家直指秦穆公死后大兴殉葬，导致人才流失，终称霸之世，是导致秦国260年沉沦的罪魁祸首。
种种原因不胜枚举，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原因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一国之哀荣，除了天时、地理，还有人和，三大要素，缺一不可。秦穆公的出现，只不过是这三大因素完美的结合，为秦国聚得了天时、地理、人和之气象，所以才成就了秦国立国百年以来的第一次不世之霸业。
指望秦国续出明主贤君，没错，但似乎这事，秦穆公一人说了不算。因为，这首先有一关叫立储制。 这个制度是制约圣主明君自古少有的根源。
因为秦穆公时期，正是春秋东周之时，周制的“立嫡长子继承制”早已得到诸侯各国公认，盛行宇内。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记载：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什么意思？就是国家接班人的继承，立长子而已，长子不分贤明，只以其长子身份而已。 不仅如此，周制还将统治阶级内部划分为 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 ，财产和地位，世世相传，实行世袭制。在各个等级中，继承财产和职位者，必须是嫡妻长子；如果嫡妻无子，则立庶妻中地位最尊的贵妾之子。
这种苛严的立嫡继承制度，是古代宗法制度中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也是维系宗法制度的一项核心制度。虽然 有效地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兄弟之间，为争夺权位和财产的继承而引发的祸乱，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王权的威严和 社会 的稳定。
但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问题，即立长，如果长子智慧不行、仁爱不够、荒诞有余、 健康 无寿等等怎办？那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你看，这样的问题，一概不管，也不修正，千年传承， 这不是给国家的未来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吗？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为了争夺王权皇权，兄弟残杀，亘古循环。
另外，这种立长，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千百年来，帝王君主如苍空繁星，圣主明君却廖廖无几的无奈现实。根源是不可变更。变更就得血腥相残。
秦国自秦穆公以后，陷入260年的 历史 沉沦中难以自拔，莫过于国运如此。因为，秦穆公本人的出现，也只不过是一个 历史 的偶然而已，所以， 后代 历史 学家过分苛责秦穆公是不应该的，把他以后的秦国视为毫无建树是极不负责任的。
在我看来，真正要评价秦穆公对秦国后世有没有过错，应该这样看，一是看他去世后，国家是否井然有序，二是国家制度是否赓续。从这两点来看，秦穆公之后的秦国是没有出现的，国家依然富足，国家制度依然维持。 南北朝时的梁武帝伟大不，伟大，但他却死后无人埋葬，国家动乱，这就是他之大过啊。
如果按后世 历史 学家苛严的角度要求，真要说秦穆公有错，我看应该在两点，一是生的长子有罪，才无雄阔，气无雄远，未能继承他之荣光；二是当时的殉葬制度害人，秦穆公去世强化了这个制度，导致国政开始衰败。
首先看，秦穆公长子无雄才。
秦康公，是秦穆公之子，秦国第十位国君。母亲 穆姬 是晋献公之女、晋文公的姐姐。我们仔细看看，秦康公的父辈多拉风啊，不仅父亲是春秋五霸之一，连舅舅晋文公更是春秋五霸之雄强。
可惜这样英明神武的父辈，却似乎没有天赋赐给秦康公。他更多的似乎只是遗传了秦穆公的仁义。
你看，当秦康公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次，奉父亲之命，护送舅父晋公子重耳回国即位，来到渭阳时，康公作诗留念：《诗经》中有：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后人便以“渭阳”比喻甥舅关系。从这里可见，这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有仁德之念，知甥舅之情。
事实上继位之后的秦康公，也确是如此面貌。一方面他要继承父亲的荣光，东进中原，以图霸业，结果现实很残酷，他的舅国晋，实力强大，第一个阻止了他的步伐。
不仅如此，他居然还要对舅国寄予厚望，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了。公元前620年，继位不久的他派遣大将白乙丙统帅重兵，护送晋国公子雍回国继位，结果晋国出尔反尔，突袭秦军，公子雍死于乱军之中，是为令狐之战。
令人意外的是，晋人如此，秦康公还是收留了晋国使者士会，倚为重臣，可士会并不忠心于他，他还是钟情于母国，最终士会再次背叛他回归了晋国。
然而，过于仁慈的康公，依然没有施怒于士会的家人，居然还把士会的家属送回了晋国。大家看，这一点，他是不是特别像秦穆公。当时仁慈不全是坏事，这次他得到了回报，受到感动的士会，后来在晋国主张息兵养民，秦晋之间的紧张局势因此得以缓解。
更有秦康公值得称道的政绩是指他在位时，曾与楚国、巴国联合，灭了庸国。秦康公的这一操作，还被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给予高评： “……秦惟委庸于楚，而后楚无忌于秦，则益东争陈、郑而弃西略。则西鄙之戍守已堕，庸且为瓯脱之壤，若有若无，匏系于楚，而唯秦之取舍矣……”， 意思是说，康康公懂得“舍”与“得”的道理，改变了秦楚晋三国争锋的基本格局。
可惜，秦康公其他政绩，就乏善可陈了，多是贪图享乐之举。这正是 他被人诟病的地方。天下未定之时，他即筑台三年，以图乐，搞得民怨沸腾。如果不是 有谋臣任妄力劝，很难不遭到灭国之危。
当时楚人起兵，将欲以兵攻齐，而秦康王却在筑台三年，于是任妄用多个例证劝道康公要有谨慎之心： “饥召兵，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君筑台三年，今楚人起兵将攻齐，臣恐其攻齐为声，而以袭秦为实也，不如备之。” 正是由于任妄的劝说起了作用，秦康公加强了戍卫东边，楚人才辍行止步。
正是由于秦穆公长子无长技，未能继承他的伟业，才导致秦国失去他当年之威，这是他之“过”也。
其次谈，秦穆公大兴殉葬贩度。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晏驾，举国悲痛。于是，这个时侯最可怕的恶制出现了，即殉葬。
殉葬，指以器物、牲畜或人与陶佣木俑佣同死者一同葬入墓穴，以保证死者亡魂的冥福。以人殉葬是古代丧葬常有的习俗，而殉葬与陪葬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某种手段使活人非正常死亡后以葬于墓中，有自愿或强迫两种形式。
当时，春秋时期，甚至后来的战国时期，都盛行殉葬制度，只是殉葬的规格不同。 《墨子》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这说明了商朝以及西周时期通行的殉葬规格。
只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的是，为什么被记载于史籍中的殉葬制度多记录于秦朝，而鲜少见于其他中原诸国？ 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原史官的偏见，自以为中原之国，法理通明，怎能让如此恶制流传后世呢，于是在记录中把中原诸国的这种恶行进行了规避。
连太史公司马迁也不免俗： “秦穆公广地益国……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他也认为，秦穆公的大型殉葬断送了秦国的未来。
史官的不公正，也为后世口诛笔伐秦之暴政埋下了伏笔。（注：在中国古时一直不把秦国当成华夏一脉，认为他们就是野蛮人，其实这是偏见，现在秦国历代国君的陵墓出现，如秦景公的陵墓等，就印证了秦人就是华夏一脉的史实）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秦穆公的殉葬，的确过分。根据史料记载，秦国的殉葬制度是从秦武公开始记载的，秦武公去世时有66人殉葬，半个世纪后， 秦穆公的殉葬人数达到了177人，不仅规模与周天子相等，关键是将贤臣名士纳入殉葬 ，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更使得他死后注定逃不过后世 历史 学家的诅咒。
《诗经·小雅》中专门有一首名为《黄鸟》的诗，就是当时秦国人谴责秦穆公所赋的诗。如《左传·文公六年》记载： “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对于三良的陪葬，后人虽然意见不一，有人说是三兄弟自愿陪葬，秦穆公的去世对他们的打击甚大，所以便与秦穆公一同去了；也有人说是秦穆公怕自己死后，子车氏三位兄弟太过贤良与聪明，而影响王室稳定，所以为绝后患，要求他们三人同葬。
但，无论是哪一种意见，秦穆公的超规殉葬，的确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甚至让后世人认为这正是他造成秦国人才匮乏的主因，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叹。
但一叶障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秦国后来兴盛，殉葬之制就剔除了吗？没有，百年后还算有所作为的秦景公的殉葬人数也过了百人。虽然，后来的秦献公提出废除殉葬制度，但万代第一帝王秦始皇，在去世后，殉葬人数更是大得惊人。但谁敢说秦朝的灭亡就一定跟秦始皇的殉葬有必然关系吗？显然不能这样下定义。
所以在我看来， 秦穆公大过没有，罪过是有的 。不仁道的殉葬毕竟是当时制度所造成的流弊，不是他一人之过。把他绑架在秦国260年沉沦的战车上，是不负责的。何况，他以后的君主，也不是没有过要图霸中原的雄心，但毕竟，天时、地理、人和，三者诸因难凑，秦国，这个 “纠纠老秦，共赴国难” 的国度， 历史 给予他第二次重生的机会，看来就是要等待。
三、对后世的影响
无论如何，秦穆公对后世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后世史官对他过分苛责，导致他的影响在在后世受到了压制，但在今天，他依然是一个正面的 历史 人物，隽永在 历史 长河中。关于他的思想智慧，治国策略，仁爱待民等方面的 历史 财富，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与研究。
在这里，我就举一例，关于开国将领毛主席，反复引用秦穆公用人的案例，来告诫官员治政的故事。
一次，他这样对官员说： 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复没。晋国俘虏了三个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就把这三个人放走了。晋王发觉后就派人追，没有追上。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穆公依然启用这三个将军，去攻打晋国，结果晋国全军覆没。
毛主席在这里，用秦穆公的案例，就是要告诫官员，要学习秦穆公，对打了败仗的人，不能歧视，只要能够认识错误，也一定要使用。
还有一次是， 在 1959年毛主席上庐山前，从湖北回家乡湖南韶山，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随行，王任重后来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毛主席一路同他的谈话内容。他写到了毛主席讲述秦穆公用大将孟明视伐郑失败，自己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视，后来又在伐晋战争中得胜的故事。
这就是秦穆公在 历史 长河的循环，他虽然人早已逝去二千多年，但他的精神如恒星一样铭刻在华夏人的心中。
参考资料：
1、 《秦史》资料；
2、 秦孝公生平史料；
3、 秦穆公生平史料；
4、 《毛泽东选集》；
5、 网络相关资料的引用。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 科技 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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