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无工可打 为什么中国没能工业革命

在《链条开始断裂》(本报7月19日)一文中，我试图想说明这次民工荒的真正意义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模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这涉及到过去20年中我们一直认为最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本身也牵涉到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个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应当如何看待引起民工荒的直接原因。
说起这次民工荒，工资低甚至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存在，为什么此前没有引起民工荒呢？而且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2004年在这几方面出现了更为恶化的现象。
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就是物价的上升与农民工生活费用的提高。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9.5%。但这个数据远远不能表明物价上涨对农民工生活费用的影响程度。我们都知道，在农民工的生活费用中，食品的开销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在整个物价水平上涨3.6%的时候，许多地方大米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仅此一项，农民工的生活费用就可能上涨几十元。这还不包括副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按照经济学家陈淮的数据，在珠三角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农民工工资12年增长的幅度只有68元人民币。也就是说，12年间工资的增长，赶不上这半年食品价格的上涨。现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生活成本达到每月500元左右，而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1000元。在一些企业中，民工在正常时间里工作的收入只能维持其生活开销，而要剩下钱，就只能靠加班。因此可以说，是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使民工收入过低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凸现出来了。然而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此外，我们在一些地方进行的农民工调查也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一部分民工(特别是其中年轻的打工者)的收入与开销几乎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打工获得的收入几乎都同时消费掉了。这就提出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既然打工的收入又都消费掉了，为什么还要含辛茹苦地出来打工？实际上，在我们七八年前做农民工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一些人在回答为什么出来打工的动机时，强调的是村子里的同龄人都出来了，自己不出来没人和他(她)们玩。及至后来在一些农村做调查的时候，更直接见识了那些所谓的“空壳村”，村中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如果有几个年轻人留在村子里，便显得形单影只。这就说明，农民出来打工固然是为了获得打工的收入，但现实生活中的逻辑要更为复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不能赢利的“产业”，一些村庄更是衰败得成为一种无法令年轻人忍受的场所。这就是许多人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原因。
但这种情况从今年开始发生了初步的变化。今年出台了粮食补贴、粮种补贴、农业税减免、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据有关专家透露，今年各级财政支农达40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可得到政策性补贴50元。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使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上半年，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增长18.9%，农民的整体收入实际增长7.8%。正因为如此，人们又从农业中看到了些许希望。这说明，只要农业稍微有利可图，农民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现象就不会出现，那种无论工资怎样低、劳动条件怎样差，打工者的供应都是源源不断的逻辑就难以成立。
第三个原因，是与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劳动力大量需求有关。有报道说，在号称“中国休闲鞋都”的晋江市，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20个亿，2003年则达到27个亿，增长速度高达30%。而流入人口的增长比例显然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在整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佣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这说明目前的民工荒不仅有供的因素，也有求的因素。
明确民工荒出现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对这次民工荒以及所涉及的问题做更准确的判断。我们注意到，已经有论者不同意用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民工荒”来定义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巨变。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次民工荒的真正含义？它能够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
这次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目前我国耕地的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亩。而现在农村劳动人口在5.5亿人左右，实际上如果再加上没有列入劳动人口的所谓半劳动力，农村中的劳动力可以达到6亿以上。按照90年代初的技术标准，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20亩的土地。这也就意味着，要耕种目前我国拥有这不到20亿亩耕地，大约需要1亿个劳动力。如果再去掉在农村中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力，在乡村工业和城市中的打工者，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多达上亿人。因此，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这一事实不可能在短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另外，促使民工荒发生的因素，也取决于特定的背景。如果这些背景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本身也会发生变化。首先，经济的宏观调控，将使一些过热的产业放慢发展的速度。比如房地产是近些年来最热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吸纳农民工最集中的产业之一。随着房地产业的降温，其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也会下降；其次，有关农村政策造成农民增收的效应将很快稳定下来。70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力度是如此之大，其潜力的释放也只有七八年的时间，而目前有关农村政策的力度，并不会大于70年代末的改革。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决定了民工荒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基本供求关系。
但尽管如此，这次民工荒的发生，仍将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表现在，过去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形成的几乎是绝对的强资弱劳格局，有可能转变为相对的强资弱劳格局，劳方开始获得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由此，打工者的工资以及工作条件会出现有限度的改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劳资互动的一些新机制有可能出现，并由此导致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的松动和转型。问题的关键，是需要用制度安排来巩固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