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为什么被撤职

“特区特不特”的争论虽然被人为制止，后续影响却不可小觑。这就像落了根的风湿病痛，每遇潮冷天气，便要发作一番。
1997年，香港回归，深圳经济特区特下去的一大理由——照应香港回归——似乎已经不是理由了。那么，香港回归之后的深圳何去何从？你对深圳的未来是看好还是看衰？你之于深圳，是到来还是离去？坊间所谓“深圳主义者”的自觉，深圳人对于深圳城市命运的理性思考，实始于此时。1997年6月来到深圳的金心异，后来写了篇网络长文《深圳，你是到来还是离去？》，并与网络名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各持“乐观”、“悲观”姿态，互为“黑白脸”，长期争辩。同样于1997年来到深圳的老亨，也是基于对“深圳问题”的执着，创办“一切与深圳有关”的因特虎网站，专议深圳人、深圳事，并由此酝酿提出“深商说”。“深圳主义”，一时洛阳纸贵。
似乎就在深圳繁华渐褪之际，上海浦东却正光鲜登场。巨大的反差，引发了深沉的思考，也引发了狂风暴雨般的论争。

2001年，《北京青年报》记者汤正宇发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谁是中国未来“经济之都”？》的报道，瞬间把雨打芭蕉的城市比较变成了一场城市论争的狂风暴雨。文章直指：“珠江虎”不敌“长江龙”，中国经济重心正在北移上海、北京。北上广深的城市竞争再也摁不住、藏不住，由此公开化、白热化了。
2002年11月16日，28岁的呙中校以“我为伊狂”为网名，分别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上贴出了长达1.8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这篇文章恰如一枚深水炸弹，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情绪，不仅从网上波及到民间，也引起了政府官员的热议及主政官员的公开回应。
文章作者从民间视角出发，通过资讯的收集与分析，发出了深圳面临衰落的“盛世危言”，把一个人人有所觉察、但大家都不便言明的“潜话题”推向了前台。
2003年初，《南方都市报》在半个月里连续推出《深圳，你被抛弃了吗？》大型策划报道，在深圳乃至广东、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新浪、搜狐、深圳热线等网站，凤凰卫视等媒体纷纷跟进，深圳的命运和未来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通过南方都市报的牵线，与“我为伊狂”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平等对话。其后，国务院调研组再次约见“我为伊狂”，认真听取真正来自民间的意见与呼声。

“抛弃论”的背景和理据是：
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曾是各路人才争相涌入的热土，导致中西部省市一度有“孔雀东南飞”之怨。
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险于上海宣布，将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20亿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厦，这听起来好像是深圳企业北上扩张，但据业内人士称，平安保险的核心业务部门已基本迁往上海，包括不久前迁出的集团投资管理中心，平安保险已经“金蝉脱壳”——公司实际上已迁往上海。2002年10月12日，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也拟把总部迁往上海。
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体披露，招商银行迁址上海一事正在全面论证之中。另外，中信证券总部拟回迁北京，才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总部已迁往上海，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把采购总部由深圳北迁到上海。
同时各路人才也随潮流而动，把目光投向长三角地区。一份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表明，上海与北京是大学生心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学生将上海作为第一就业目标，北京以27.67%居第二位，深圳以12.13%位居第三。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正把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在这场关于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之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
《抛文》开篇之后就直问“深、沪之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譬如金融业，主板市场归并到上海交易所，深圳失去了新股发行权，允诺给深圳的创业板却迟迟不能推出。黄金交易所在上海开业，深圳期货交易所却被撤并。
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抛弃论”是对“特区不特论”的民间回应。有点悲情，有点愤懑，有点黑色幽默，有点正话反说，却绝没有破罐破摔，而是饱蘸“深圳主义”的激情与热爱。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深圳人不曾遇见过的。深圳话语权不再被垄断，网络化、民间化的深圳话语，有自己的句式，有自己的验证方式，也有自己影响城市、商业和社会的独特模式。
“抛弃论”也像“魔咒”一样，时时拷问着各色人等，得到各色不同的回答，若干年来，不曾断绝。“抛弃论”来自民间，迄今为止得到的最好的回应，也来自民间。
2003年8月22日，金心异以近5万字的篇幅撰写了更长的网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承认：1992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十年。这个崛起过程中最大推动力主要是：中央政府及民间对上海“中国经济龙头城市”形象的极力塑造，台湾IT产业对上海的热捧，以及跨国公司对上海旧梦的依恋心态。但是不幸的是，与“上海运动”同步进行的，还有一场“妖魔化珠三角运动”，这对大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及国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文章以条分缕析、剥丝抽茧的手法，剖析了上海运动的“造神”之虚以及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夸张之缪，并且援引保罗·克鲁格曼的“信心说”，告诫深圳人不可在上海宣传造势的喧嚣中迷失自己、失去自信。保罗·克鲁格曼在《预期消褪的年代》一书说过，经济增长很多时候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如果人们都预期经济会景气，那么大家都会增加消费和投资，结果经济就真的景气起来了；如果大家都预期经济会衰退，那么就都减少消费和投资，那么经济衰退就真的来了。
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对发展最为关键的正是市民的信心。大家都抱怨，这种失望和抱怨就互想感染，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就渐渐消磨，最后这个城市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文章更以详实的资讯、意见和建议，透析珠三角整合之不足、整合之必要、整合之可能、整合之策略、整合之路径、整合之愿景蓝图与操作手法及步骤，至细至详，大展民间智库的魅力。文章建议以“穗港走廊”的概念来取代“香港中心论”或“广州中心论”，消弥珠三角的龙头之争。此中智慧，时任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的阎晓培就高度认可。阎晓培后来调任深圳市副市长，发展金心异加入了她所在的致公党。由福田区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到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的参政议政经历，见证了民间话语、民间智慧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影响，是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呙中校的“抛弃论”言官方难言之隐，申民间不屈之义，引来国务院调研组专题调研，是亦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
如此这般的城市，谁得而抛弃之？
06
六问：岭南，可堪承受商业文明之重？
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企业总部的可能外迁是“抛弃论”的重要表征，以至于后来每每指陈“抛弃论”不成立，都以这些企业总部依然安守深圳作为反证，却无人深究：是企业外迁引发了“抛弃论”，还是“抛弃论”阻遏了企业外迁？
但是历史上“粤企迁沪”确是不争事实。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终未能进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商业力量的崛起，滨海之地先近商，广东开始由农业文明的边缘转而成为商业文明的高地。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最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这是粤商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商业龙头老大的角色。然而，这把老大交椅还没坐热，就被当时还只是个小弟的上海夺走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地缘优势，从小小的凇江县一下子跃升为中国乃至世界性的商业中心。
一个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实是：上海商人的始祖，主要的不是宁波帮，也不是江苏帮，而是广东帮。近代粤商后来大多成了沪商。活跃在近代上海的广东人不可胜数，仅广东香山小县，就有孙中山、容闳、唐绍仪等名流，徐钰亭、徐宝亭、徐润、唐廷枢、唐廷植、唐瑞芝、唐国泰、莫仕扬、郑翼之、徐渭南等买办，郭乐、郭标、郭泉、郭葵、郭琳爽、马应彪、蔡昌等百货业巨头，方举赞、马玉山、郑伯昭等实业界巨子，还有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艺术家郑君里，音乐家萧友梅，电影明星阮玲玉，武术明星卢炜昌、陈公哲……，可谓猗欤盛哉!
反观广东，第一个剿丝厂、第一个织布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电信局、第一个银行、第一条铁路……，无数近代商业的第一都是因为粤商的参与，但是当上海后来居上的时候，广州却在一场大火之后一蹶不振。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第一批出洋打工经商的人、第一批海外留学的人、第一批为创建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的人……，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作为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中国，但是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在商业文化和商业制度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广州商人一千年也未曾达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似乎在经历另一次轮回。改革开放自广东始，自深圳始，成千上万的人们南下广东，投奔深圳，他们在早期的改革开放中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打造出平安、招商、中兴、华为这样的深圳名企，现在却有可能因为浦东开发而北迁上海！正是因为“抛弃论”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这种可能，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也促使人们深思：现代商业文明女神的裙裾扫过广东之后，会不会又在上海飘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备产生伟大商业城市的条件？广州、深圳是否仅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昙花一现的商业奇葩？岭南到底有无成为伟大商业中心的天赋条件？万千菁英，是该继续南渡，还是应该北归？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因特虎老亨开始系统研究“深商”问题，并于2006年出版第一本关于深商的专著——《深商的精神》。
在对中国商业历史和商帮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老亨注意到，曾在《史记》中写过《货殖列传》的司马迁，对楚越之地为何“不是经商处”，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而水缛，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致偷生，无积聚而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灾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是蚕。”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以南、楚越之地，自然条件比较好，人们不耕、不织，尚不至于饥寒，商业就更无必要了。沂泗以北，秦夏梁鲁，天灾人祸的，必须常备不时之需，所以平时要加紧耕作，发展农业；养蚕织布，发展工业；仰机取利，发展商业。
岭南更在江淮以南、楚越之南了，古称南越。植被之丰，水草之茂，更胜江南，更不是商业形胜之地。后来，江南商业的发展是与北方过度开发、粮草资源匮乏有关的。加之战乱频仍，于是衣冠南渡，繁育江南。江南粮棉丝茶要大量供应北方需求，成了大宗商品，于是开始了集约生产，长途贩运。这是江南商业繁荣的肇始。
岭南则不同，岭南的物资救不了北方的急。逶迤峻峭的南岭是南北交通的肠梗阻，南越的物产无法通过古代陆运系统或自然水系大规模向北方输送，只有看起来比较希奇古怪的轻巧物件如珍珠、玛瑙、象牙、香料、海外器物等，才可以翻山越岭，抵达北方宫廷大院，获得王公贵族的青睐，赚取价值不菲的回报。广州，就是因为既能将夷人势力屏障于外、又能将番邦珍奇纳贡于上，才得以成为中国两千年不曾关闭的对外贸易商埠。
正是这一丝未曾掐断的联系，使西方商业文明得以在广州试水，得以在澳门立足，得以在香港成气候，得以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以来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的方向与进程，这是广州商埠与古宁波商埠、古泉州商埠大大不同的地方。
当农业传统过于沉重，商业新苗无法在本土萌发的时候，广东成为嫁接外来商业文明的枝桠，这一点，是太史公也未曾料想得到的。
与徽商的财富得自国内贸易不同，粤商的财富得自国际贸易；与晋商的财富得自欧亚内陆也不同，粤商的财富来自浩瀚的海洋。
早在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
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经魏晋时期的拓展，到隋、唐、宋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空前繁荣。当时广州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做“广州通海夷道”：由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
盛唐时期，每日到达广州的海外商船11艘，一年4000多艘。每船载200人，一年有近80万客商抵达广州。诗人刘禹锡因此感叹：“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宋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称：“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市的船只多”。
明清海禁，只剩广州“一口通商”，官方主导的对外贸易达到极盛，出现了财大气雄的“十三行”。彼时的广州城“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嘉庆10年，仅朝廷正税，就达到1，641，971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广州因为海外贸易，成为“天子南库”。广东商人更是长袖善舞，获利丰厚。十三行首富伍秉鉴个人财富多达2600万两，几达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不但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还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
昔日广东商人得自海外贸易的确切财富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可以推算出十三行行商们的财富：他们多居住在广州关西，历史上“关西大屋”800余座，今天还有几十座残存。通过大屋的排场，可以推算出屋主的殷实程度，依次类推，不难想象“行商”的财富实力。但是那些不受官方控制，被视为“走私”的民间“帆船贸易”，他们的贸易利得就无法简单地估算了。
事实上，明万历年间，粤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这才是粤商作为一个独特商帮而不仅仅是朝廷商业垄断手段真正觉醒和崛起的开始。从那时起，“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这些非官方商人，除了地近澳门的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广府商人以外，还有粤东地区的潮汕商人。他们并不仅仅固守本土，往往还主动出击：新马泰等东南亚地区、南北美洲、大洋州……等等，都是粤商们历史悠久的商业领地。今天，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梅溪牌坊、赤坎欧陆商街、澄海中西合璧的商人故居……，记录着近代广东商人海外拓展商业的艰苦历程和辉煌业绩。这样的业绩从纯粹经济意义上讲，远远大于官方垄断的“十三行”，从社会意义上讲更是封建商行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正是因为商业利益比皇恩还要浩荡，重商轻官在岭南蔚然成风。徽商其实是重仕轻商的；晋商对经商看得过于严重，让人轻松不起来；江浙商人在读书作官还是下海经商方面的内心挣扎，着实让人痛苦；惟有闽粤之人，视经商做生意为当然，粤人尤其觉得天经地义，无可置辩。
尽管广州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两千年繁荣而不辍的商业大港，尽管广州“十三行”行商一早就是“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商人”，中原人真正注意到广东人，还是非常近代的事。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郑观应、容闳、徐润为代表的粤派人物可以说是牵引着近代中国的潮流。这种潮流初看起来不过是除弊兴利的改革、醒眼向洋的开放，最终却是指向了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气质格局大相径庭的现代商业文明。中原文化的一切智慧与手段似乎都对付不了这群其貌不扬、口齿不清的广东佬的讨厌的搅局，原因不是别的，是广东佬手握一枝法力无边的“魔棒”：商业，商以兴利，商以强国，商以新文，商以革政。
粤人重商，但是粤地能否成为商业文明的重心却是个疑问。
广州，尤其深圳，显然不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长安，譬如洛阳，譬如开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车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权辐辏，天地之中。深圳不是这样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涛微茫，后面是重峦叠嶂，植被之厚，瘴气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种，历千年而不开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纵横、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而无便捷通畅的腹地，即使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所以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术水平则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崇山峻岭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岭南与华北的距离，浩瀚的南海成为南中国的内湖；空调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岭南亚热带气候不再闷热；现代建筑技术使得依山临海而居成为一种惬意；大型海运集装箱运输使得黄浦江这样的内河航道形同摆设，而象盐田港、维多利亚港这样的天然良港则成为一个世界性商业城市开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岭南、东南亚的果蔬之丰，南中国海的鱼鲜之富，不仅是当地人的口福，而且是新型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的绝对优势；环珠江口带状城市分布，疏密有致，绝无“摊大饼”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是大势所趋。
汉唐时期，黄河流域是绝对的重心；两宋时期，重心就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今天的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在长期过度开发之后，地力尽耗，草木不长，水源枯竭，风沙肆虐，已渐渐不适合人居。长江中下游地区虽是鱼米之乡，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农业开发已属过度，再加上工业开发，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惟有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靠山而近海，气候好，阳光雨水充沛；开发晚，生态系统较完整；海滨地带狭长，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相若，有富裕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环境。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每得到印证。
不仅是重商的传统和新兴工商业技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粤人对西方文化的宽容，对内地移民的宽容，最终也结出了善果。英国人把西方商业制度成套地搬到了香港，而深圳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理想、有文化企图、有成建制的创新愿望的。这些传统粤商的短处被外来者和后来者悉数弥补。有此之故，新粤商完全可以承接中国文明重心的继续南移，并悄然将商业基因成功地植入以往的农业文明的母体。我们都会是这一历史壮举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