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为什么亏欠女儿 杨绛为什么只有一个女儿

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三单元第十课《老王》，作者杨绛。

因为这篇文章，我了解了杨绛先生，他们一家其实也是很不幸的，主要表现在：

1、杨绛夫妇在“文革”时期，受了很多的苦,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被剃了“阴阳头”，被歧视等，受尽了屈辱和蹂躏。

2、杨绛夫妇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3、钱钟书被分配去打扫大院，杨绛的任务则是清洗厕所。

4、后来女婿王德一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

5、杨绛的女儿钱媛在巨大的痛苦下，挣扎到文革结束，1997年死于癌症。先她而去，杨绛先生白发人送黑发人。

6、后来，杨绛先生的丈夫也先她而去，留下她一人孤独终老。

当然，他们遇到的不幸非常多，这里就简单列举一些。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到你，谢谢！

1939年，他《写在人生边上》，68年后，她的《走到人生边上》出版。这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吧？！——题记
钱钟书杨绛夫妇
十几年前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记叙采访杨绛的一个细节。他在杨先生面前说了句“大话”，大意是自己身体健康从来不感冒不生病之类，杨先生听了，默默站起身，拉着他的手走到墙边，然后把他的手按在墙上，轻轻敲了三下——表示刚才那句话说错了、无效。还说是自己无锡老家的习俗，小孩子若说了过头的话，请（神明）原谅之意。
我当时在工厂生产一线工作。当年自动化程度不高，没有高大上的加工中心和数控机床，加工机械零部件的车刀往往需要到砂轮房磨制，常常一打滑、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高速旋转的砂轮磨破了手，或者被飞溅的切屑划破了皮。那时我就有个发现，只要谁讲大话说或洋洋自得地笑话别人“我的手好长时间没‘破’过了”，那个讲大话的人，保准会出点状况，包括我自己。
读到那篇专访后，但凡我意识到自己讲了大话、狂话的时候，就总是很自觉地去拍拍墙壁或拍拍桌子，以示“刚才的话不作数”。这种暗示，是迷信吗？我以为是对不为人知的神秘所在、或者是对无常的一种敬畏。就算是“迷信”，对自己及家人、周围朋友是引导到更好的方向，符合“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三好原则，不是件好事吗？
 《走到人生边上》一书的前言中，杨绛先生记录了一些人的经历，有的是“笃实诚朴的农民所讲述”，有的是她亲身经历，也有古代的“鬼故事”。她说“他们的经历，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缘经历，不能一概断为迷信。”

她写一个男同学家是常熟的大地主，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乔迁新居，杨绛和一个女同学也应邀到同学家吃了饭。回学校不久，那个男同学告诉她他们家闹鬼，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问“怎么闹鬼？”说是“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书中还写她爷爷奶奶“见鬼”的事。她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两人同时看见了太公，两人同时失声说：“爹爹喂”，但转眼就不见了。随后两人都大病，爷爷辞官还乡，未及到家就咽了气。
所以我觉得，杨绛先生是有“信仰”的。信，并非迷；不信，并非不迷。
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迷不信”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境界。
《走到人生边上》始作于2005年，杨绛先生大病一场，出院后回到三里河寓所，思索人生的终极问题，两年后，在她96岁之时此书出版。她在前方中说：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
《走到人生边上》，是对钱钟书先生写作于1939年的《写在人生边上》的回应吧？！钱钟书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是娶了杨绛，说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遇到她之前从未想结婚，结婚之后从未后悔。”
在女儿钱媛、丈夫钱钟书相继谢世后，她独自生活，“自言自语”，在书中坦陈自己对命运、人生、生死、灵与肉、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

象我们这些尚且“走在人生路上”之人，面对一位尚且健在的世纪老人写人生的价值、灵魂的去向的文字，只有仰视、顶礼膜拜的份儿罢了！除了佩服她96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才思缜密，我生出的竟然也有隐隐的痛惜——在“胡思乱想”中，她写自己“一辈子的过错也攒了一大堆。小小的过失会造成不小的罪孽”。坦陈“父母生我、育我、培养我，而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跑到国个去了，还顶快活，只是苦苦想家。”对唯一的女儿钱媛，“未尽到妈妈的责任。“让女儿误诊得了绝症，到绝症末期还不知她的病情，直到她去世之后，才从她朋友的记述中得知她病中的痛楚，我怎么补偿我的亏欠呀？”痛失唯一的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于杨绛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不论是《干校六记》还是《我们仨》，文字所涉，都写得极冷静、隐忍，却更令人唏嘘和动容。
我孤独一人已近十年，梦里经常和亲人在一起。但是在梦中，我从未见过他们的面容和他们的衣服，只知道是他们，感觉到是他们。我呢，甩掉了肉体，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而且是熟识的、永远不变的，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
时至2023年，杨绛先生已105岁高龄。我们走在人生路上，幸运的是仍有这样“走在人生边缘边缘上”（杨绛语）的前辈可供仰望，如同仰望星尘，如同面对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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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妻子杨绛先生的婚姻可谓佳偶天成，不但夫妻恩爱，还白头到老，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的婚姻幸福。可是他们的女儿的婚姻就不如他们夫妻幸福。
这世界不可能把所有的幸福集中在一家子里，上一代幸福，下一代就不会也幸福。
钱瑗应该算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她1937年5月出生于英国牛津，没有兄弟姐妹。因为钱钟书对妻子杨绛说：“我们要是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比阿瑗好，我们喜欢那个孩子，不喜欢阿瑗了，阿瑗若不是太可怜？”
于是他们夫妻就决定只要钱瑗这一个孩子。他们家就“他们仨”。
钱瑗虽然不是著名作家，但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她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
1959年，钱瑗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并留校任教。1966年，她从事英语教学，1978年，她被公派至英国兰开斯托大学进修英语及语言学，1980年，钱瑗回国。1986年，钱瑗晋升教授。1993年，钱瑗被聘为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
不幸的是，1997年3月4日，钱瑗患脊椎癌病逝，终年59岁，她没有像她父母一样长寿。钱瑗走在了父母前面，钱钟书到死都不知道他的阿媛已经离开了。父女俩先后离去，就留下杨绛先生独自一人在这冷清的人世间。
钱瑗不但不像她父母一样长寿，她的婚姻也不如她的父母幸福。钱瑗有两次婚姻，都不能算是太如意。
钱瑗第一任丈夫名叫王德一，他们是同学，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毕业后，他们两个人都同时留校做了老师。
1968年初，钱瑗和王德一结婚，并搬入了历史系单身教师宿舍， 这时钱瑗已经三十一岁，算是晚婚了。婚后，钱瑗夫妇俩的婚姻生活很幸福。
杨绛应该对王德一这个女婿十分满意，她不在一次在《我们仨》里面提到王德一，口气亲切得像在说自己的孩子。
王德一是个老实人，却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还被逼交待同伙，王德一不肯诬陷别人，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上自杀身亡。
轻生的王德一就这样丢下年轻的妻子钱瑗离开人世，这时他们才结婚一年多。悲伤的钱瑗就搬出了北师大历史系的集体宿舍，回到了娘家与父母住在一起。
但钱瑗却在丈夫王德一去世后几年，直过着单身生活。直到1974年，钱瑗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结婚。这时她已经独身五年左右了，大约她是37岁左右。
杨伟成出身名门，其父杨宽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结构工程师。杨伟成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是全国知名的建筑设备专家，他比钱瑗大十几岁，在跟钱瑗结婚时，他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他和前妻生的的儿子已经18岁了。
都说组成家庭矛盾多，说实话，相见容易相处难，继母的确不好当。但是当上了继母的钱瑗努力和杨伟成的两个孩子处好关系，她的继子、继女都很爱她。继子还写文章赞扬她。
钱瑗不善于做饭，每到周六，钱瑗都会从北师大到灯市口一路买好吃的东西给继子、继女吃，如上好牛肉、大块羊肉串、牛肉馅饼等传统小吃外，在国外留学过的钱瑗还会专门为他们去买那时候很稀罕的西式点心。
为了和继子女们有共同语言，钱瑗就和他们讨论他们爱看的电视剧，可是钱瑗不爱看电视，也没时间看电视时，钱瑗就会提前看好电视报，然后兴致勃勃地与继子女们讨论电视剧情节。
如果世上的继母都像钱瑗一样努力争取继子女的喜欢，当一个好继母，组合家庭的关系一定会更好相处。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也没有提及钱瑗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杨绛先生比女儿钱瑗大二十六岁，杨伟成比钱瑗大十几岁，杨绛自然比杨伟成大不了多少岁，实在难以形成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所以也不好提及。
钱瑗的两次婚姻都没有子女，第一次婚姻太短暂，第二次婚姻她和第二任丈夫年纪都很大了，不适合生育。
人生是没有百分百的幸福，钱钟书夫妻一生幸福，他们的女儿钱瑗却没有得到完美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