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为什么不写小说 沈从文为什么不写小说了呢

　　而促使沈从文最终与文学诀别是：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学却贴出壁报，全文抄转了郭沫若发表于香港的《斥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北平解放后，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或大学教授都已不合时宜，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行。
从此中国的文坛少了一个沈从文，中国的文物界多了一个沈从文，这是中国文坛的憾事，却是文物界的幸事。沈从文离开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他从最低的博物馆讲解员做起，一讲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时冷板凳要坐一辈子。这因为有了这样的选择，“他在辽远尘封的文物角落耕种，虽然辛苦，却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文坛争斗。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沈先生却意外地以文博考识著作等身。沈从文退出热闹的文坛而遁入冷清的“空门”，是他后半生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他有先见之明，睿智而不虚荣，懦弱恰含刚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没有虚掷宝贵的光阴，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态度，平静而执着地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曾与沈从文同属“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汪曾祺后来说他：“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
其实，沈从文对文物也是有感情的，否则他不会改行到博物馆。沈从文与文物的最早接触，按《从文自传》的说法，是十几岁在湘西“统领官身边作书记”时，登记其收藏的旧画古董。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流连于工艺品之美，时时在地摊上捡一点价廉物美的东西，大多是后来他经常提到并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四十年代末，北大筹建博物馆，他就自愿去帮忙，那时已是颇具眼光了。就是如此，五十年代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他还是主动当了十年的“讲解员”。这种艰苦的实物学习以及不为人知同样刻苦的文献披览，使他具备了罕见的综合文物研究的能力。这是他个人悟性与努力的结果。
沈从文所走的文物研究之路，与同时代的文物专家不同，他不是正统文物科班出身，也没有经历过家传古玩的熏陶、古玩经营的历练，可他像自己个性一样，以自己的独特，走自己的文物研究之路：他照例十分认真地研究文物制度，并掌握了广泛的杂文物知识，尤其使衣着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于定论有异样的看法，“不仅是这些搞字画的专家的‘权威’，对于一般文物常识少兴趣，即搞博物馆的同行中大专家‘权威’。看不起文物常识，不相信常识能解决问题、推翻迷信”（《用常识破传统迷信》）。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导”，结果走不通，而有“知识”少“常识”的专家，凭的是书本和成见、经验和感觉，因为不了解或不愿下功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识”。他们的权威地位隔断了这些极具意义的“常识”对学术发展的作用，而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锲而不舍地为“常识”的普及而奋斗。沈从文的身体力行对当今的文玩研究与鉴定是否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