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回答2023-06-06
我们是世界搏盯携现存最古老、最庞大的农业民族。
一说“农业民族”，好多人可能不愿意认同——我们早就工业化了！我们有那么多现代化成就，我们正在大踏步实施“城镇化”，我们具有完备甚至是发达的工业体系……怎么还是农业民族呢？
还是！
我们骨子里，至少现在，还是农业民族！
如果不是，我们就不用强调并不断力争“工业化”了，也不用到了近些年才开始去推行“城镇化”了。
农业民族不丢脸！
法国也是农业民族。
（广西龙胜梯田）
他们自己到现在也都承认，他们骨子里，是农业民族的底蕴。
但能因而就说法国落后、没工业化、不是现代发达国家么？
一些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先进于我们的国家，其工业起步之前的族群生存方式，还不如，甚至远不如，我们的传统农业社会来得稳定、富足。
爱国意识强的，往往还就是农业民族。究其因，大致三方面：
一是定居。
二是以相对稳定的家庭、家族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
三是分工明确、产出多样化，绝大多数情况下能自给自足。
（江西婺源石城）
这三方面，相互依托、互为条件，在相对广泛地域，长期作用，就形成强烈的“本土”或说“乡土”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广义放大，就形成了朴素的爱国情感。
往往，越朴素，也就越简单、越执拗，如同“公理”——无需证明，颠簸不破！
正是这种简单和执拗的“公理”，让我们面对强大侵略时，发自心底地喊出“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的誓词！让“叶落归根”成为了“生命的信仰”！
（故宫）
与近现代占据世界文明主流的欧美不同及许多其他国家基伏、族群不同，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没有“绝对主导”的宗教；或者说，任何宗教，无论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没有、从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产生过最主流的引领和控制。
举个小例子：佛教里有个“大尊”（亦称“佛陀”或“菩萨”），名“观世音”，就是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观音菩萨”。“观世音”、“观音”，一字之差，指的是同一尊佛。为什么会有这一字之差呢？因为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的名字里有个“世”字，别的不管谁，也不管是佛是神，名字里带“世”字的，就得删改，于是，“大尊”观世音，也就只好去掉“世”字，改名“观音”（李世民名字里还有个“民”字，所以传统“六部”中的“民部”就改称了“户部”）。
说起来，中国的皇帝太霸道了，佛都得因为他改名字。
这个霸道的例子告诉我们，在中国，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皇帝比神佛更“大”。
（泉州蔡氏古民居）
皇帝是谁？
自秦始皇帝嬴政，到末代皇帝溥仪，能拉出一张数百人的长长名单。
皇帝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那张名单或者其中任何一个名字，而是另外两个字——天子。
天子是谁？
是“天”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言人，是“天崇拜”的“生神符号”！
那么，什么是“天崇拜”？
笔者认为，“天崇拜”，是农业部族“太阳崇拜”的高度升华。
太阳，是世界上古老农业部族比较普遍的崇拜对象。太阳崇拜，属于比较原始的大自然崇拜的升级版；相对“神”崇拜，太阳崇拜更朴素，也更物化。
只有人类才会有“崇拜”的意识和需求。
（嵩山塔林）
人类的崇拜，历史上，经历了从最原始的大自然崇拜，到其衍生出的“象征崇拜”，再到完全虚化、高度不确定的“巫鬼崇拜”和几乎同期的“具象图腾崇拜”，再……公元前12～9世纪的期间，人类的崇拜，发展到了一个对我们民族甚至全人类都特别重要的关键“分水岭”，分化向三个不同方向：
方向一，从“巫鬼”崇拜演变到“具象”的“神崇拜”。在这个方向上，集结了大多数民族、文明；他们的“民族则耐神话”，差不多都诞生于这个转变中，或在这个转变中趋于完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后来，“顺向”地向“成熟宗教”演变。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欧洲诸民族向基督教（天主教）的趋同。
方向二，从“巫鬼”崇拜演变为“抽象”的图腾崇拜。在这个方向上，只有相对弱小、落后的一些部族；后来的他们，或趋同、融合于上述“方向一”的那些文明，或陷入相对孤立的停滞甚至倒退。现存历史悠久的土著部落、偏远少数民族，相当一部分，就属于这类。
方向三，彻底摆脱“巫鬼”崇拜及其核心的“神主”内涵，将比较原始也比较朴素的“象征崇拜”（例如“太阳崇拜”），抽象、崇高化，形成具有物化特征的抽象的“天崇拜”。在这个方向上，笔者认为，只有一例，就是我们。至少，存在至今的，只有我们。确切说，是就着当时历史环境还应称“华夏”的我们的先祖。
（华服）
为什么只有我们一例？
这个要探讨起来，能写一本书，在此不多赘述，只概括性地、口号式地提一句——无论看上去多偶然，其实都是历史的必然！
高度抽象、崇高化并具有物化属性的“天崇拜”，需要具有足够权威的世俗代表，担负沟通、示范和教化的使命。这个代表，就是“天子”；他的“沟通功能”，是“君权神授”的自说自话；而他“示范”、“教化”的内容和形式，就是“德”。
这样的话，不难看出，这个可谓族群意识形态“里程碑”式的变化，实现了由“相信巫鬼”跨越到“效仿天子”的转变。
而这个转变，本质上，就是“神主”向“人主”的转变！
这个转变，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到10世纪。
这个转变，被史称“西周”的当时的统治王朝的政治家们，相当“哲性”地赋予了“最高纲领”和“可操作可执行”两个层面——
（终南山）
所谓“最高纲领”，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人法地、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勾勒出从“人”到具有高度物化性的“自然”的“认识秩序”。
按笔者理解，其中的“道”，更是指“人性”、“秩序化的人性”，即作为生物体的人，在社会群体中的正面意识属性与发展趋向，是为“德”也就是维护从最高层贯至最底层的整个社会构架“和谐共荣”的根源与基础。
二者有机结合，就形成了“可操作可执行”的、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的、具有高度“唯物特征”的——道德，遂成为我们民族“具化”的、世俗化的“信仰”。
就是说，我们民族，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在精神领域，突进到了偏唯物化的先进阶段，并以足以清晰认知和效仿的道德，作为了信仰化的行为与意识活动规范。
别人头顶是“神”。
（月牙泉）
我们头顶的是“天”，并因而把自己生息繁衍的地方，称“天下”。
“天下”的我们，以道德为信仰和相互间的纽带，依靠自觉意识，彼此扶助、彼此关爱，构建和谐与美好。
如果说，农耕的生产方式，让我们格外珍爱土地；那么，道德的信仰化，又使得我们格外珍惜族群及不同族群间的协调与融和。
是以，我们成为了世界上最不具侵略性却最具“向心吸引”的民族！
是以，我们古往今来，融和了太多曾经的“外族”，凝聚成任何其他国家至今都无可比拟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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