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提倡白话文 胡适谈白话文的优点

　　主要是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是为了推动文化建设的深入进行，有关资料如下；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寄胡适之》，1917）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 “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尝试集序》，1918）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1918年 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 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这是我国第一部白话文文章。年底，李大钊(1889～1927)、
　　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 《每周评论》， 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 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