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为什么会被杀

在历史上，犹太人被屠戮的原因是复杂的，涉及到政治、宗教、种族和历史等多个因素。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因素：

1. 政治因素：在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封建统治者对犹太人持有敌对态度，认为他们拥有智谋和财富，会威胁到基督徒的地位和统治。因此，许多犹太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前往其他国家生活。在这些国家中，他们经常受到歧视和迫害，甚至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

2. 宗教因素：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信仰上有很大的差异，这导致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存在矛盾。在某些历史时期，基督徒统治者认为消灭犹太人可以消除宗教仇恨，维护社会稳定。因此，他们默许或鼓励对犹太人的屠杀和驱逐。

3. 种族因素：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有特别的生理特征，这些特征被视为犹太人的“种族劣等”。这种观念导致了一些人对犹太人的歧视和仇恨，进而引发了针对犹太人的暴力和屠杀。

4. 历史因素：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曾经遭受过多次驱逐和迫害。这些历史事件导致一些犹太人感到无家可归和不安全，进而引发了针对他们的暴力和屠杀。

总之，犹太人被屠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宗教、种族和历史等多个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和迫害。

1、宗教敌视

基督教经典《圣经》：救世主耶稣是被一个叫犹大的犹太人出卖的，是犹太人的祭司活活折磨死救世主的，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直接导致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从本能上仇视犹太人。

2、现实需要

二战期间，经济危机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希特勒要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保证，于是把手伸向了富有又高素质的犹太人。

3、独特的生活习性

在1929年，整个欧洲面临经济大萧条，德国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当时德国国内有钱的犹太商人却不远帮助国家共渡经济危机，甚至在牛奶供不应求时，犹太商人宁愿将牛奶倒掉也不愿意降价出售给穷人。这些举动使得德国政府和民间都对犹太人感到仇恨。

4、纳粹统治者病态的心理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

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

犹太人种族来源：

古希伯来人属于闪族的一种，它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时游牧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草原，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进入迦南，就是后来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当时的迦南人把外来的人叫做“希伯来人”，意思是“从河那边来的人”。

而根据《圣经·旧约》的历史记载，他们的远祖亚伯拉罕（阿拉伯语发音为易卜拉辛）原来居住在苏美尔人的乌尔帝国附近，后来迁移到迦南（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反犹太主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犹太人

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德国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犹主义。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柢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独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因此，鲍曼指出，笼统地把独特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都是苍白无力的，它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单单用反犹主义无法充分解释大屠杀。
大屠杀并不是一种极端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残酷的个体所实施的。鲍曼指出，大屠杀不是所谓的天生的罪犯、虐待狂、神经病或社会异端等道德缺陷的个体所犯下的一次罪行。事实表明，只有10%的纳粹份子可以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其他人的行为并不总是举止得体，但至少他们的行为在犯人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有历史的原因：
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宗教的情结：
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现实的原因：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希特勒自身原因：
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