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为什么去台湾 傅斯年为啥去台湾

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6人访问延安时，留下了两份珍贵的 历史 资料。

如今，这两个珍贵的 历史 资料珍藏在台湾。它们的背后有何动人的故事？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 社会 活动家。他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

此后，傅氏家族便荣冠当世，渐成聊城名门望族。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古通今，尤精诗文书画，年仅17岁便被选为拔贡。傅淦却不愿入仕，终生不愿谋取一官半职。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中举之后，也是不肯人仕，而是甘心以教书为业。

先辈两代绝意仕途的品行就影响了傅斯年的一生，所以才有傅斯年“参政不从政”的人生轨迹。

不幸的是，傅旭安年纪轻轻就过早亡故，傅氏家境开始衰落。那年，傅斯年刚满9岁。

由于生计艰难，他的母亲经常带着他与弟弟去乡下外祖母家小住，使他目睹了聊城农民的困苦生活，对他影响至深。

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人生艰难的压力，也使他日后比较容易接近和了解中国的下层 社会 。并铸就了他一生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生活俭朴、憎恨贪官污吏的性格。

后来，他成了著名教授、北京大学代校长。

讲到农民的艰苦时，他说道： “孟子说乐岁终生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乃是至理真言。中国这块土地上，自从有了农民后，这千千万万的农人就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可政府官员还要千方百计去盘剥他们，天理难容，天理难容！”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杖在地上捣，透露出义愤填膺、欲为百姓讨公道的神情。他提出“贪污要绝对禁止，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他对国民党高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他刚正不阿，喜欢仗义执言。说到动情处，总是慷慨激昂，一扫知识分子的那种斯文修养，故有“傅大炮”之称。

1938 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傅斯年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被选为国民参政员。

傅斯年曾为国共两党和谈积极奔走。1945 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毛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一文，提出了把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这个主张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拥护和响应。傅斯年、黄炎培、褚辅成等人商议，要为国共和谈、和平建国做些推动工作。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召开。它违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决定于11月12日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公开制造分裂，并通过两个反共的决议。

6月2日，参政员傅斯年、褚辅成、黄炎培等七人，联名致电毛主席、周恩来：

要求访问延安。

6月18日，毛主席、周恩来致电七位参政员： “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 全面阐明了我党的立场和态度。

6月27日，傅斯年等七大参政员会见蒋介石，提出两项建议：

蒋介石表示可以商谈。

于是，七大参政员决定访问延安。

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七位参政员除一人因病未能成行外，傅斯年等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下午1时抵达延安。

他们在机场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吃午餐，又乘车至瓦窑湾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从7月2日起，傅斯年等人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3次会谈。六位参政员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

毛主席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他们会谈的事项特别多，但气氛和谐融洽，大家各抒己见，尽情自由发言，但不涉辩论， “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 。

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

六位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傅斯年和毛主席是老相识。“五四运动”时期，二人同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傅斯年则是北大学生，常到图书馆看书，二人逐渐相识。

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傅斯年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二者遥相呼应，相互声援。

这些使毛、傅二人更觉亲近。

因此，7月5日凌晨，毛主席单独邀请傅斯年会谈。

谈话中，毛主席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在反帝反封建方面做出的贡献。

傅斯年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两人无拘无束，从局势到 历史 ，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和谈，无所不谈。

当长谈结束时，傅斯年提出想要一幅毛主席的亲笔手书，毛主席欣然应允，以章碣的诗作为交谈的延续，所谓“述唐人语以广之。”

毛主席写的条幅，是晚唐诗人章碣的一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另外，毛主席还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为：

毛泽东把信写好后，交给了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王世英，信封上写道： “早上 送交际处 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缄”。

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长期活动在国民党的“心脏”重庆，在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中有很多朋友，是一个受到广泛尊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当傅斯年和身穿中山服、英俊潇洒的周恩来见面时，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问候，并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周恩来向傅斯年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他说： “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国共合作，这是 历史 的潮流，顽固派搞摩擦，这是不会得逞的。”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了维护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光明前途。

周恩来侃侃而谈的时候，傅斯年静静地、专心地听着。

面前这位著名的共产党领袖的精辟的政治见解、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的胸襟，傅斯年深为折服。

之后，傅斯年向周恩来介绍了和平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的情况，表达了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愿望，他说： “我们这次来延安是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竭诚合作，促进全国统一。”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傅斯年等参政员所作的贡献十分赞许。

从周恩来和傅斯年的合影来看，他们是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会谈的。

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结束后，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于7月7日开幕。

当日下午，他们会见蒋介石，汇报了延安商谈的结果，并将《延安会谈记录》交给国民党方面。

与此同时，傅斯年把毛主席所书条幅、亲笔信、信封和毛泽东宴请时的请柬，以及周恩来和傅斯年的合影，交际处安排的访问活动日程表和他访问延安时的笔记等全部带回了重庆，后来又带到南京，1948年又带到台湾，如今保存在台湾研究院 历史 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