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为什么离开延安

貌似是“贺子珍”
毛泽东和贺子珍是怎样分手的？请看他们女儿李敏的新作——《我的父亲毛泽东》
我的爸爸（毛泽东）和妈妈（贺子珍）的后半生是在极度的孤独中度过的，他们从未停止对对方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强烈起来。
在爸爸、妈妈和江青的关系上，社会上一直传说很多，说法也很多，有些说法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持续了那么多年。
我理解爸爸，也理解妈妈。他们之间的情感上的悲剧其实只是因为性格，尤其是妈妈的性格所致。她失去爸爸就是从她出走延安开始的，随后，她为此付出了一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妈妈和爸爸结婚多年，她一直担任爸爸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孝庆力放在了爸爸的工作和生活上。这时，她不愿意再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爸爸身边做点秘书工作。
妈妈迫切需要独立工作。
延安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干部，妈妈这时强烈地感觉到她需要工作，独立的工作。
妈妈生下我以后，虽然高兴，但也有自己的忧伤。因为对她而言工作比享受做母亲的快乐更重要。她觉得我生得不是时候，于是她把我送到了老乡家，去抗大学习去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妈妈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员是集体食宿。那时爸爸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爸爸妈妈间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不是因为江青。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巧隐握机。爸爸博学多才，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并从中了解情况，获得知识、信息。这样自然与妈妈的交流就少了。妈妈这时感到了孤独。本来她的文化程度就不如爸爸，思想交流就很困难，而现在这种交流就更少了。
本来他们间的一些误会，只要冷静下来，都可以解释清楚。但是妈妈太倔强了，她不表露这些，但心里却起了狂波巨浪。
妈妈决定离开延安，爸爸极力挽留。
那时，她想了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这样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
然而，这个手术在延安做不了，条件太差了。她决定到西安然后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此时她要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爸爸看到妈妈要走，就极力地挽留她。爸爸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妈妈要走，肯定与自己有关。
他对妈妈真诚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爸爸的这番话，充满了情感。接着，他又说：“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妈妈要走的念头。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涯，也磨炼了她坚强的性格。那年在中央苏区爸爸和妈妈大吵一架，事后爸爸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妈妈又拿出了携冲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我托付给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她走的时候，江青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待分配工作呢。
妈妈到了西安后，抗战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海沦陷了，妈妈便住在了西安。
爸爸很着急，他托人捎口信，请妈妈回到延安去。他还给妈妈捎来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和解的愿望。但是妈妈只是用自己的津贴，给爸爸买了一床新被，可她仍留在西安。
妈妈决定在苏联学习两年。
她在西安一住就是几个月。当时共产国际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妈妈从中受到启发：上海不能去了，我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又到了新疆，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正在她等待飞机去苏联时，爸爸又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但是，妈妈仍然没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让她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回去，不久，她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到达莫斯科以后，已经是1938年10月了，妈妈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爸爸写了信，不久，爸爸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仍然是让她回延安去。
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妈妈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这时的妈妈和爸爸怄气的情绪都没有了，她想，自己既然来了，学习也开始了，怎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也要把这学期的课程全学完了才能回去。
妈妈提笔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在信上她重诉了这些想法。她在信中说：她要等两年后再回来，那时学业已成。
信的基调是和解的，心平气和的。
然而不久，爸爸和江青结婚的消息就传到了苏联，妈妈极度震惊。
她反复想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她万分痛心。自己这么草率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后果。
她永远失去了爸爸。
从此，她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活。
从苏联到哈尔滨到沈阳到上海，妈妈永远地与爸爸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思念可以穿过时空。
这是一段不可修复的历史，悲剧不仅在于两位老人一生的痛苦，还在于江青不仅一直迫害着妈妈，还并未给爸爸以幸福，更重要的是江青的野心，她的凶恶为国家带来了那么久的灾难。
摘自2003年12月23日广州日报
[《我的父亲毛泽东》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贺子珍，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她为了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致死都没有从身上取下来。
1950年，贺子珍被评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是，她一生也没有领取属于自己的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让扒慧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934年10月，贺子珍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长征中，贺子珍跟着干部休养连出发。临行前，她把儿子小毛托付给了毛泽覃和贺怡，他们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让他们照顾孩子。小毛哭着喊着要跟着爸爸妈妈，可行军打仗孩子是没法带的。
贺子珍给毛泽覃和贺怡说：“爸爸妈妈和小毛我都带不动了，就委托你们了，我走后你们照顾好二老一小，日后我们胜利了再见面。”贺子珍说着哽咽了，眼泪止不住地流。
毛泽覃说：“嫂子放心，您到于都见到哥哥时告诉他，家中一切大小事，我作为弟弟一定尽力照顾，请他放心。”
毛泽覃当时不到三十岁，身材高大，气宇轩昂，是一位有勇有谋的高级指战员，办事一向稳重、老练。当时贺怡也怀有身孕，中央苏区办事处负责人陈毅决定派贺怡到赣县当县委副书记。
赣县是个半红半白的区域，容易长期隐蔽下来。革命形势好就开展革命活动，形势紧张就隐蔽起来。
贺子珍听了毛泽覃的话很放心，她对毛泽覃说：“就这么办吧，小毛交给你们了，后会有期。”临走时，她又亲了亲小毛，叮嘱小毛听叔叔婶婶的话。
小毛紧紧地抱着妈妈不肯让离开，还说：“我就要找爸爸，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贺子珍忍着眼泪和毛泽覃告别了。想着将来革命胜利了再把娃娃接到自己身边。
毛泽覃、贺怡还要上前线，瑞金还要坚守一段时间，他们和贺子珍商量，先把小毛托付给刘赐福看一段时间。
瑞金被敌人占领后，刘赐福带着小毛和自己的三坦答个孩子，化装成农村妇女，在乡下逃难。
毛泽覃曾经来探望小毛，小毛哭着要找爸爸妈妈，毛泽覃抱着小毛说：“毛毛乖，爸爸妈妈打白狗子去了，等消灭了白狗子，爸爸妈妈一定来接你。”
毛毛问：“那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毛泽覃说：“快了，你跟着刘阿姨要听话。”毛毛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毛毛扑到刘阿姨的怀里说，“我是刘阿姨的小五，对吗？”刘赐福此时也是泪水涟涟。她说：“对，对，毛毛是阿姨的心头肉”。
就这样，刘赐福带着几个孩子在大山里逃难，常常东躲西藏，有时为了弄吃的，不得不下山，有几次差点被敌人抓走。
毛泽覃后来又找到了刘赐福，告诉她已经给毛毛联系好了一户人家，好让老乡照顾毛毛。
当时为了保密，毛泽覃没有告诉刘赐福。不幸的是，1935年毛泽覃牺牲了，毛毛从此杳无音信。
毛泽东贺子珍为了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个孩子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这个孩子也成了贺子珍心中永远的痛。
1950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任吉安组织部长，她前往赣南寻找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孩子毛毛，结果在路上出车祸了。 这个孩子再也没有下落。毛主席说，就让他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吧。
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毛主席被解除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总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只留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那是主席最彷徨无助的时期，而毛毛则给了他最大的动力。
小毛是在战火中出生的，1932年的春夏，傅连暲接生的。毛主席非常喜爱这个孩子，教他写字，讲故事，做 游戏 ，这个小孩给毛主席带来了欢乐。
贺子珍瑞金托子实属无奈，但必须这样，想着毛主席喜爱小毛的往事一幕幕呈现，贺子珍肝肠寸断。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贺子珍夫妇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该懂得感恩。
贺子珍跟着毛主席出发了，踏上了长征的艰难征程。此时的贺子珍也怀有身孕，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组织为了照顾她，给她分了一匹骡子，但是她很少骑，经常让给伤员骑。
长征途中，有一次她生病了，医生给她开了药，她拒绝了，因为药品奇缺，她要节省下来给伤病员使用。
在粮食紧张的时候，她饿着肚子，宁愿自己吃草根树皮，也要让大家先吃。她心里总是想着老同志，照顾她给她分一点肉吃，她舍不得吃，给了老同志。解放后，谢觉哉多次提起贺子珍让肉的事，表扬她的为人和风格。
1935年3月的一天傍晚，在贵州盘县猪场五里排，敌机轰炸，贺子珍招呼大家分散隐蔽，不幸负重伤了，贺子珍被炸遍体鳞伤，献血此橡顺着头顶往下流，昏迷不醒。
敌人飞机溜走后，战士们找来了担架，鲜血已经染红了她的衣服，吴吉清请来了医生李芝给她治疗，贺子珍17处中了弹片，血流不止。
当时没有麻醉药，医生给她服了几粒止痛片，战士们按着她，用夹子把弹片一块一块地取出来。
有的弹片嵌入地非常深，取不出来，后来就一直留在她的身体内。每天到了宿营地，李医生就去给她换纱布，没有热水，只好用冷水洗干净伤口，再换上新的纱布。
1950年贺子珍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她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贺子珍醒来后，部队要出发了。她的伤势很重，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行走，需要担架抬着，为了不连累大家，贺子珍向组织提出把她寄放在老乡家里。
钱希均认为留下来也不安全，国民党反动派反复搜查地很紧，怕是留下来凶多吉少。他告诉毛泽民，让毛泽民再转告毛泽东贺子珍的情况。
毛泽民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他得知情况后立即去看望贺子珍。贺子珍坚毅地说：“泽民弟、希均妹，我大概不能和你们一道北上抗日了。”
“我负伤的事情先别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我不想连累他，你们还是把我寄放在老乡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咱们再相见。”
毛泽民安慰她说：“大嫂，我已经电告大哥了，部队出发，我们一定把你带上，请放心。”
毛泽东知道情况后，赶了十几里路，来看望伤员。他一个一个地看望伤员，之后提着马灯来到贺子珍的担架前，轻声地问道：“子珍，怎么样了？”
贺子珍被熟悉的声音唤醒，她温柔地看了毛泽东一眼，用微弱地声音说：“润之，把我留下吧，你们前进吧！”
毛泽东很感动，只说了一句话：“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贺子珍说完话又昏迷了，毛泽东让医生全力抢救，他坚定地对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抬到目的地。”
回到宿营地，毛泽东给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了个便条：“老丁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昨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十几处花，不能走路。毛泽东即日”
第二天，警卫员吴吉清把便条儿给了丁良祥。丁良祥看了便条以后，犹豫了起来，他是负责抬毛泽东那副担架的。
因为毛泽东身体瘦弱，经常晚上工作，早上起来骑马行军，容易打瞌睡掉下马，所以给他配了一个担架。现在要他带着担架去抬贺子珍，那么毛泽东怎么办呢？
他拿着便条儿去找毛主席。并给主席说：“主席，我把担架抬走了，你怎么走？”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自己走，休养连的担架少，你就去抬贺子珍吧。也请你转告余达木同志，把那匹小黄马也牵过去。等她好一点儿的，你们太累了，就让他骑马。”
丁良祥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就去照顾贺子珍了。贺子珍的担架来到以后，就由吴吉清把她放到担架上，丁良祥等四个人轮换着抬着贺子珍。
贺子珍躺在担架上，伤口依然疼痛得非常厉害，吴吉清不时地用毛巾给他擦去头上的汗珠，贺子珍用顽强的毅力和疼痛做着斗争，从来没有大声叫过。
吴吉清和丁良祥都劝她，如果疼，就喊出来，这样会减轻疼痛的，但是贺子珍从来没有哼过一声。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了解到毛泽潭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了，妹妹贺怡、小毛也不知下落如何。
她几次要求把她寄放在老百姓的家里，不要抬着走了，革命的胜利了再见面。他告诉警卫员吴吉清：“如果我为革命牺牲了，有一件事，我托付给你。”
“主席特别喜欢小毛，如果将来小毛找到了，你要告诉他，他的妈妈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长征道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小毛继承妈妈的遗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
但是战友们还是抬着贺子珍往前走，毛主席也经常来去探望她，贺子珍深受感动。贺子珍躺在担架上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毛主席不知道多少次挑着夜灯同警卫员赶了很远的路来探望贺子珍。
毛主席询问她的身体情况，并给她带来了一些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战友们的深切关怀减轻了她的伤痛，也温暖了她的心灵。
贺子珍的伤稍微好了一些的时候，他就不肯让战友去抬她了，她走下担架用双脚走完了最后也是最艰难的路程。贺子珍靠着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长征，长征结束后，贺子珍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毛泽东指挥完直罗镇战役后，来到了瓦窑堡，在马圈改造的银行里，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而贺子珍就在毛主席身边负责誊写稿子。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组织考虑贺子珍负伤较重，没有给她安排工作，但是她不甘心。
1936年的冬天，贺子珍生下了娇娇。钟月林来探望她，她劝贺大姐好好休息。她告诉钟月林，“让钟月林帮忙找个老乡，越快越好，替她照料孩子。她要腾出时间学习和工作。”
贺子珍因为严重负伤，奶水几乎没有。钟月林找到了参加了长征的女战士张秀英。当时张秀英刚刚生了孩子，没有照顾好，孩子夭折了，但是她有奶水，就这样娇娇托付给了张秀英。毛主席有空也来看娇娇，非常喜欢。
在生下娇娇三个月后，贺子珍就进了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但是头部、背部的伤痕和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
有一次，她竟然晕倒在厕所里昏迷不醒。大家很难过，有的女同志哭了，把她送到了医院。她还想继续学习，但组织上不同意让她休息。倔强好强的贺子珍含泪离开了红军大学。
孩子再大点，贺子珍向党中央提出要去治病，在她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到风雪天气，她的身体就像扎针一样疼痛难忍。
要继续为革命事业工作，就得把体内的隐患排除掉，延安的医疗条件太差了，她决定到外地医治一下创伤。毛主席、张闻天批准了她的请求，她决定去上海取出身上的弹片。
离开前，她来到合作社，看了看娇娇，向张秀英告别。她抱着娇娇说：“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去，要乖乖地听张妈妈的话。”说完她就转身走了，孩子大声哭着，贺子珍泪流满面……
贺子珍1937年10月离开延安去治病。当时邓颖超要去重庆做统战工作，她跟着邓大姐乘车从延安出发到了西安。她本来计划去上海治病，当时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贺子珍去上海看病的愿望落空了。
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情词恳切，热切盼望她回延安，并且告她将来有机会可以再去治病。贺子珍很固执，执意要去治病，拒绝了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一再挽留。
此时，刘英同志得了肺病，蔡树藩同志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胳膊，钟赤兵同志断了一条腿，都要去苏联治病。贺子珍给延安写了一封信，也要求去苏联治病。
毛泽东跟张闻天商量后，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其实，在毛泽东心里十分不情愿，让贺子珍远行苏联治病，当时贺子珍怀着身孕，主席也十分担心她。
毛主席给西安、兰州、新疆办事处写信，希望办事处的同志劝劝贺子珍，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也是费尽口舌相劝，还是没有劝住贺子珍这一次苏联苦难“长征”。
1937年11月，贺子珍从西安出发，经过两个月的艰难跋涉，1938年1月终于到达莫斯科。而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贺子珍到了苏联，被分配到了东方大学军事班，后来到了政治班。
她认真学习各项课程，常常学习到深夜，有时到了天快亮时才睡觉，加之怀有身孕，所以常常误了第一节课。她的班长叫方志纯，很关心她，就帮助她补上第一节课的内容。
在莫斯科的生活很艰苦，她每天除了学习还要织袜子，支援前线作战的苏联红军女战士。每到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她被邀请出席红场的庆祝活动，还亲自聆听过斯大林的报告。
毛主席也十分关心她的生活与学习，多次写信慰问，还给她寄去不少哲学书籍，让她刻苦读书。她也给主席写信，表示一定努力学习，制定了“五年学习计划”，用知识武装自己，将来回国为党工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贺子珍沐浴在莫斯科暖洋洋的阳光下时，令人伤心的日子开始了。
1938年5月，贺子珍在异国他乡生下第六个孩子，这是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本来是非常欢喜的事情，可以说孩子的出生排遣了贺子珍的孤独。听着孩子的哭声，别提有多高兴。
不巧的是小孩得了一场重病，本应该早早送医院去治疗，可贺子珍对莫斯科的医院不信任，就带着自己从国内带的药让孩子喝，结果是越治疗效果越差。
孩子的营养也跟不上，贺子珍常年作战紧张生活致使自己没有奶水，她抱着孩子轻轻地拍着，哄娃娃睡觉，结果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贺子珍不敢相信孩子就这样没了，这个小小的生命，曾经给她带来了多少欢乐，她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她擦干眼泪把孩子掩埋在学校的一个公园里。
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贺子珍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无数个夜晚，她走到这个小土堆上，静静地发呆，她忘记自己在莫斯科的夜空下哭过了多少次。
王美兰和贺子珍住在一个屋，看着贺大姐十分伤心难过，就主动帮她打早饭。贺子珍盖着的被子上，有一块碗口大的泪痕，她指着给泪痕给王美兰说：“孩子死了，这是我的眼泪水！”
一块包裹过孩子的小毯子，上面也是印满了尿渍，贺子珍一直保存着，也舍不得洗掉毯子上的尿渍。孩子的失去对她打击太大了。
王美兰后来回国见了毛主席，她专门说了贺子珍一直保存着有尿渍的毯子，主席认真地听着沉默不语，难过地眼圈也红了。为了安慰孤独的贺子珍，主席托人把娇娇带到了莫斯科。
母子重逢，在异国他乡，贺子珍才找到了一丝久违的快乐，慢慢地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娇娇成为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了，贺子珍带着娇娇撤退到了伊万诺夫城。这个城市远离莫斯科，天气寒冷，物资匮乏。
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里，没有可口的食物，每天只发几两黑面包。为了照顾女儿，她把面包给了娇娇吃，女儿也只能吃个半饱，自己饿着肚子。
为了维持生活，她给别人织毛衣，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来养活女儿，同时她还要挤出钱照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她把娇娇和毛岸青送到了保育院读书，兄妹二人相处很融洽。贺子珍每天忙着织袜子挣钱，织好后再送到厂里换卢布。毛岸青把娇娇当成亲妹妹，经常来看望娇娇，和妹妹一起去食堂吃饭。
贺子珍和娇娇每天定量只有三十克朗，毛岸青要是来吃饭，贺子珍就只能选择饿上一顿。娇娇叫妈妈一起去吃饭，她说，妈妈不饿，你和哥哥去吃吧。
贺子珍对生活的苦已经习惯了，她宁愿自己饿着，也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但是，在苏联生活还是很苦，娇娇后来在五岁时也得了肺炎。
无情的保育院把奄奄一息的娇娇送到了太平间旁边的房子，贺子珍知道后五雷轰顶，她踉踉跄跄跑到太平间，把病重的娇娇抱了回来。
她想尽一切办法救治孩子，变卖了所有的家当，给孩子买了冰糖和牛奶，融化在一起送到娇娇嘴里，让娇娇慢慢吞咽。在贺子珍的悉心照料下，娇娇起死回生，捡回了一条命。
女儿救过来后，她再也不信任保育院了，她把女儿白天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保育院长不同意，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王明的指使下，保育院长诬陷贺子珍是“疯子”，后来贺子珍就被送到了“疯人院”，就是精神病医院，从此贺子珍与世隔绝，被当成“疯子”关了起来。
1946年秋天，贺子珍被疯人院放了出来，她带上娇娇走在大街上，她又黑又瘦，眼神呆滞，一看就是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来到苏联看望她。王稼祥说：“贺子珍同志，你这几年受苦了，我代表国内的同志来问候您。”
朱仲丽也说：“贺大姐，您身体还好吗？”贺子珍呆滞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你们是从国内来的吗？”她问道。
朱仲丽说：“是的。刚来”她还给娇娇拿了巧克力，此时的娇娇一口地道的俄语，几乎听不懂中国话了。
王稼祥夫妇必行的目的就是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第一次交涉没有答应，说贺子珍是“疯子”，王稼祥第二次又提出要接走贺子珍，仍然没有答应。
朱仲丽说：“你们说她是疯子，我是医生，我来看看。”疯人院不好拒绝，这才把贺子珍带了出来。
交谈中，朱仲丽观察贺子珍明显不是“疯子”，除了明显的沉默寡言和闷闷不乐，没有任何精神问题。因为孩子失去的问题多少有些悲伤，苏联的联络员也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这样，在王稼祥夫妇的努力下，贺子珍才被带了出来。王稼祥给毛主席发电报汇报了贺子珍的情况，建议把她带回来。毛主席即刻回电，表示同意。
贺子珍非常高兴，有说有笑，恢复了正常人的身份，娇娇也很快乐，因为她们终于可以回国了。
贺子珍从王稼祥口中了解国内的形势和变化，又想想这十年在苏联的遭遇，感觉生活如炼狱一般，比“长征”还要辛苦。
她本来希望来苏联治伤，把身上的子弹片给去掉，哪想到受如此折磨。爱情上，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当时她执意离开延安到苏联，毛泽东苦苦相劝，林伯渠、谢觉哉、刘英等同志都曾相劝，劝她回延安。
但是贺子珍特别固执，倔强的她没有接受，她后悔自己的任性与固执，但是已经不可能再回头。这些年她太不容易了，一个女人拉扯孩子，还被关在疯人院，简直是无法想象。
她吃了别人不能吃的苦，还要忍受心灵的磨难与打击。自己心爱的儿子，又在异国他乡死了，想想真是苦不堪言。
1948年深秋，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困苏十年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回归故国迁到了沈阳。
回忆这段十年的生活，她说了一句话：“哎，真是做了一场噩梦啊！”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她还对知己说：“我又经历了一次长征，它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苦哇！”
1959年夏，贺子珍应邀到庐山休养，她不知是毛泽东要接见她。当水静将贺子珍领进客厅时，贺子珍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是毛泽东！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最后一次相见。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痛哭失声，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问贺子珍：“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吧？”
贺子珍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主席，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泽东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来人交谈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
毛主席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贺子珍哭红了眼睛，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然后就是二人许久的沉默。
毛主席告诉贺子珍：“娇娇（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有对象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道。
毛泽东说：“等这次会议结束，回北京就为他们举办婚礼。”贺子珍说：“好的，由主席定。”
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贺子珍退了出来。
贺子珍听毛泽东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第二天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后来一个工作人员进屋对她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22年离别，22年等待，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1979年的9月8日，贺子珍秘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前一天晚上，贺子珍一夜没有休息好。出发前，她要护士给她准备两块手帕。
护士疏忽了，忙碌中给了她一块粉红色的手帕，她从兜里拿出来，严肃地说：“这块不好，这块不能用！”最后换了一块色调庄重的，她才满意。
在毛泽东坐像旁边，贺子珍凝重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尤其是看到《长征》的诗句，贺子珍思绪万千。
离开毛主席纪念堂之际，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不约而同地侧头望去，二人的眼神都落在同一个方向：毛主席安息的地方。
一周后，贺子珍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她走进毛主席曾经的休息室，看到一张床，不禁感慨万千，伤心大恸。
此时，贺子珍眼眶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吕相友及时按动了手中的快门，虽然在拍摄那一刻，他也同样被泪水模糊了眼睛。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接到中办的电话：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去了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贺子珍微微地点了点头。
李敏问：“妈妈，您哪里不舒服？”贺子珍轻声说：“我肚子痛。”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心脏停止跳动，享年75岁。
贺子珍逝世后，中共上海市委请示中办，以办好她的后事，中办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
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中央领导送来花圈。
贺子珍的骨灰被运到八宝山后，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4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各大媒体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简历，最后做了 历史 公正的评价。

贺子珍作为毛主席的第三任妻子，陪伴毛主席走过了十年的时间。

但是当长征胜利结束不久后，贺子珍却突然离开延安奔赴苏联，这次出走除了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未解之谜以外，更对几十年之后的大动乱埋下了导火索。
同年10月，贺子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来到井冈山，部队进入茅坪时，袁文才领着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农民自卫军一班头领前来迎接。
因为疟疾造成的病痛，不久后，贺子珍在袁文才的安排下在茅坪村休养。此时恰好毛主席也同样在茅坪袁家附近的谢氏慎公祠后面的八角楼工作生活。
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主席身边工作。两人在工作中，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贺子珍在和毛主席的十年婚姻里，没有享受过人们常常想象的革命领导人夫人的待遇或权力。几乎都过着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生活，还时刻可能有性命之虞。
新婚之后不久，难以享受正常人所拥有的燕尔生活不说，贺子珍肩上的工作担子虽然变得更重了，但却不是她所期待的那样的工作。

长征途中，死神没有把他俩分开，误会和倔强却将他俩分开了。马背上的家到了窑洞里不久，就令人惋惜地破裂了。贺子珍离毛泽东越来越远，最终离开了毛泽东，退出了他们窑洞里的家，远走异国他乡。
夫妻之间知识积累、精神世界方面存在的差距，造成思想沟通方面的困难。贺子珍的刻意回避，减少了夫妻间的甜蜜。而毛泽东文人的情趣和豪放多情，埋下了贺子珍误解的引线。他与前来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他的女翻译吴莉莉的密切接触，引发了家庭的危机。
26岁的吴莉莉是从大城市来的才貌双全的女子。她1937年2月到延安，刚结婚不久。她上过教会大学，英语说得呱呱叫，会写诗，当过学生源竖运动的领导人。她扮演的高尔基《母亲》一剧的主角，轰动延安。当时，延安的妇女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人一样，难辨男女，很土气。而吴莉莉年轻漂亮，皮肤白皙细腻，留着三十年代上海盛行的齐肩短发。她是延安方圆数百里内仅有的两个烫发、抹雹激大口红的女性之一，充满了“洋学生”的青春魅力。
毛泽东喜欢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他欣赏她们的优点，把她们当做朋友和同志进行交流。
贺子珍生长在封建思想深厚的小县城，而且长期在大山中闹革命，对史沫特莱和吴莉莉这样的新派女性看不惯，对洋味十足的开放式社交活动也看不惯。
她不去参加交际舞会，对毛泽东与女同铅厅志跳舞很反感。对此，毛泽东回忆说:“一见到我和女同志跳舞，她就有意见，经常为这事找我吵、找我闹，就这样，闹来闹去，影响了工作。”她对有关毛泽东与吴莉莉有不正当关系的谣传也信以为真。
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莉莉坐得很近，终于按捺不住，冲毛泽东发了火，并动手打了吴莉莉。史沫特莱一拳把贺子珍的右眼打得肿起来，像个大核桃。
贺子珍本来就觉得自己文化水平比不上来延安的知识青年，身体又不争气，因此烦恼而自卑。一看丈夫对文化水平高的年轻健康女性特别“亲热”，无形中冷落了自己，感到特别受刺激和打击，也特别恼火。出于女人守护自己爱人的本能，她做出了女人们常有的举动。
接下来，是夫妻两人之间的“战争”。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泽东又吵起来了，毛泽东很生气地指着贺子珍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各人住各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的前身红军大学)，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毛泽东气头上无奈而极端的话，伤了贺子珍的自尊心。贺子珍是个倔强的人。她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就挎枪上火线，论长相也不比那些“洋学生”差，就是文化低一些，但她那时才二十几岁，还可以学。她对毛泽东与那些洋学生亲近看不惯，也不服气，认为自己没有哪一点不如她们。她不愿因自己无能而被丈夫瞧不起，她要为自己争口气，与那些女性们比比。她负气出走了。
1937年10月，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一人到了西安，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她想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取出弹片。
毛泽东喜欢吟诗诵词，喜欢同吴莉莉等文化人和搞艺术的人交往，是正常的。贺子珍没能理解他。毛泽东也没有好好向贺子珍解释这一点。相反，他忽略了贺子珍的内心感受，忽略了贺子珍外柔内刚的性格，也没能真正理解贺子珍作为一个女人的苦衷。如当年同杨开慧一起生活时一样，他仍是“大男子主义”十足，不理解女人生育的艰辛和痛苦，对贺子珍的苦衷缺乏理解和体贴。他曾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
毛泽东舍不得这个家破碎，舍不得贺子珍。大丈夫能屈能伸。他看到贺子珍真的要走，就“软”了下来，以大丈夫的柔情极力挽留患难妻子。他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贺子珍无动于衷。
贺子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在东厢房的一个小房间里。里边有两张床。住另一床的张国焘夫人劝她回延安，她谢绝了。毛泽东仍然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想从那里接她回来。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去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妇女的梳妆盒那么大小，是毛泽东请警卫员专门钉的。他在里面放上了贺子珍没有带走的日常使用的小东西。其中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贺子珍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警卫员就要出发了，毛泽东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了进去。毛泽东给贺子珍捎去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诚意。但贺子珍仍不回头。她让警卫员给毛泽东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着“从此诀别”四个字。洁白的手绢，向毛泽东宣告他俩的夫妻情缘到此结束，家庭到此解体。不过，决裂的坚强表态下面，是贺子珍对毛泽东爱怜的心。她离开延安时，从家中带走了他们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洞的红毛毯。她怕毛泽东在又冷又潮的凤凰山吴家窑里晚上睡觉着凉，用自己积攒的津贴买了一床新棉被，托警卫员捎给毛泽东。
她在西安住了几个月，乘汽车经兰州到了新疆迪化，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毛泽东又一次伸出手来挽留她，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贺子珍还是没有理会。中共中央给中共新疆办事处来电，命令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都返回延安，贺子珍再次拒绝丈夫伸过来的橄榄枝。她终于乘飞机去了苏联。一个苦苦挽留，另一个任性地坚决要走。贺子珍渐行渐远，挥手自兹去。阴差阳错，铸成无法补救的遗憾。
毛泽东无力回天。他把贺子珍给的白手绢放进盛文件的铁箱子里，从此珍藏起他和贺子珍作为夫妻的历史。作为一个大男人，他还要继续生活；作为党的领袖，他需要安定下来，继续领导党，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他没有时间带娇娇，把她寄养在当地一户农民家中，然后送到在当地合作社工作的一对夫妻那里抚养，再后来，把她送进保育院。
1938年11月，毛泽东与上海来延安的进步青年蓝苹结婚。
1939年，他托周恩来夫妇给在苏联的贺子珍带去一封信:
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贺子珍看了信，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