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陵卫为什么太监了 孝陵卫官职

明孝陵

明孝陵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独龙阜，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墓，因马皇后先于朱元璋去世葬入陵墓，她的谥号为“孝慈”，故朱元璋定陵名为“孝陵”。明孝陵城墙周长22.5公里，相当于当时京城城墙长度的三分之二，是我国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2003年7月3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审议，明孝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历代皇帝多于生前便为自己准备身后事，修建规模庞大的陵墓，朱元璋也不例外。明孝陵于洪武十四年（1381）孝陵动工兴建，洪武十五年（1382）皇后马氏去世，入葬孝陵玄宫。洪武十六年（1383）建成孝陵享殿。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还未完全建成。永乐元年（1403）三月，修孝陵神厨、神库及墙垣。永乐九年（1411）正月，按大祀坛南天门之制建孝陵陵门。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朱棣树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至此，孝陵建造工程才算完成，前后历时32年。

朱元璋如此费心地修建自己的陵墓，但他死后到底是不是葬入孝陵了呢，明清以来直到现在，许多人对此表示了怀疑。有的人认为朱元璋并非葬在明孝陵，而是葬在别处，具体在哪儿则无人知道；也有人认为这个“别处”就是南京朝天宫；还有的人认为朱元璋是葬到了北京万岁山。关于朱元璋的葬处之所以有这么多种说法，在于朱元璋的死亡和下葬有太多不同于以往帝王的不寻常之处。

>一、朱元璋的速葬

据《明史・太祖本纪》载：“（五月）甲寅，帝不豫……闰月癸未，帝疾大渐。乙酉，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辛卯，葬孝陵。”《明史・恭闵帝本纪》亦载：“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辛卯，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建文元年。是日，葬高皇帝于孝陵。诏行三年丧。”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的癸未日为公元1398年的6月24日，辛卯日就是6月30日，这样，朱元璋从去世到下葬只有7天时间。朱元璋如此速葬是很不正常的。

中国古代皇帝死后一般要停殡于宫中将近一个月，这时被称为大行皇帝。停殡期间还要举行繁琐的丧礼仪式。据《明会典》，皇帝的丧礼称“大丧礼”，首先是宣读皇帝的遗诏，然后安排布置一切事宜。所有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闻丧次日，各易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赴内府听宣遗诏毕，于本衙门斋宿，服孝服二十七日而除。命妇于第四日具孝服，由西华门入哭临，不许戴金银首饰。诸王、世子、郡王、王妃、郡王妃、郡主、内使、宫人等，俱服斩衰三年，自闻丧第四日成服为始，二十七月而除，凡临朝视事，俱素服乌纱帽黑角带，退朝服衰服。在外文武官员，自闻丧日为始，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行四拜礼，跪听宣读，举哀，再行四拜礼毕，各置斩衰服于本衙门宿歇，不饮酒食肉。军民男女皆素服十三日。凡音乐祭祀，官员军民人等停百日，男女嫁娶，官员停百日，军民停一月，京城自闻丧日为始，寺观各声钟三万杵，禁屠宰四十九日。所有冥器行移工部及内府司设监等衙门成造，照依生前所用卤簿(仪仗)器物名件。二十七日后，嗣皇帝素冠麻衣麻临朝，退朝仍衰服。最后才是“发引”，就是将棺椁抬出送往墓地下葬。

即使当时丧议未备，也不致于简化到七天即葬的地步，纵然朱元璋遗诏中有“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的话，可那都是皇帝为了显示恩德的套话，没人会把它当真的。以朱元璋皇后马皇后丧礼为例，马皇后于洪武十五年八月丙戌（公元1382年9月17日)去世，九月庚午（10月31日）安葬于钟山孝陵，停殡时间达44天之久，“军民男女皆素服三日，音乐祭祀皆停百日，仍停嫁娶文武官百日，军民止停一月”（《明实录》）。皇后的死后哀荣尚未为人忘记，十六年后去世的皇帝反而如此速葬，两相对比，对当时人心理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后来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作战中的檄文就曾以父亲朱元璋丧议太简为由向建文帝兴师问罪。

当然，建文帝朱允如此匆忙地将朱元璋入葬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当时建文帝几个皇叔手握重兵，如果不早点下葬朱元璋，就怕他们以奔丧为名进京作乱。另外，朱元璋去世时朱允身份还是皇太孙，朱元璋大葬没有嗣皇帝主祭，这是不合礼制的，所以朱允要尽快即皇帝位然后下葬朱元璋。朱元璋老谋深算，不可能考虑不到这一层，所以《皇明大政记》说“即位而葬，同日并举，皆高皇遗命”。

即便如此，朱元璋的速葬还是太不合常理了，人们总要为这件事找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许多传说便应运而生。

> 二、“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棺材”的传说

南京民间现在还流传着“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棺材” 的传说，说朱元璋发引那一天，大开十三个城门，同样的仪仗，同样的棺材，同时抬出城外，谁也不知这十三口棺材最后抬到哪儿，也不知道朱元璋到底在哪一个棺材里面，从哪个城门抬出去的，这样故布疑阵就是为了让人们搞不清朱元璋到底葬在何处。有人说这是朱元璋的意思，因为他自知杀戮太重，生怕仇人报复，破坏他的陵寝，所以想出这个办法。

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墓被人掘开或盗发的例子并不鲜见。先秦时宋国还没有灭亡，宋文公的坟墓便被人掘开了，齐庄公的陵墓也遭人盗窃了。 *** 高诱说宋文公、齐庄公都是厚葬，所以陵墓才会被盗，所以后世帝王往往在遗诏中嘱咐要薄葬，朱元璋遗诏中也嘱托“丧祭仪物，毋用金玉”。战国时伍子胥为报复楚王杀害自己父兄，率吴军攻破楚国后居然掘开楚平王的坟墓，鞭打楚平王的尸骨。西汉11位皇帝加上吕后共有12座陵墓，其中10座在渭河北岸，唯有霸陵、杜陵在渭河南岸。结果赤眉军攻入关中抵达渭河之北后，把那里的西汉帝陵盗掘一空，霸陵、杜陵因为隔着渭河才幸免于难。

三国时，曹操为了补充军饷居然设立“发邱中郎将”、“摸金校尉”专职盗墓，前代陵墓扫荡殆尽。后来传说生性多疑的曹操为防止自己坟墓被人发掘，便在河北临漳县西原依山为陵，不建陵寝，不设园邑，不设神道。还有传说曹操布下72座疑冢，以免仇家掘坟，故宋人俞符有诗云：“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余机倒立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掘尽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尸。”

不光是帝王，有些官吏也制造“疑冢”，以防人报复。据《新唐书・张传》载，张的父亲受人诬 陷被官府处死后，张和哥哥张被流放到了岭南。他们后来逃回家乡杀掉了陷害父亲的仇人，被朝廷判了死刑。行刑之前，他们吩咐家人在大道旁竖一篆书诔文的标牌，葬埋则在北邙山中，山中坟冢也造作疑冢，使人不知真坟所在。

从朱元璋的性格分析，他为妨报复而在下葬时故弄玄虚是有可能的。再看明末天下大乱，周围的百姓争相盗伐明孝陵树木，打到南京的清军甚至砍掉了孝陵殿的金丝楠木巨柱，郑成功的军队又接踵而来，明孝陵岌岌可危。后来太平天国时期，明十大功臣庙全部被摧毁，若非洪秀全等人认为明孝陵在政治上还有利用价值，明孝陵的命运不难想象。也有人认为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并非是朱元璋的本意，而是朱允冒称朱元璋之意而行。因为大举治丧必定迁延时日，而朱允还要早日登基，于是借口朱元璋遗旨搞个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的仪式，场面隆重而又省去了繁缛的礼节耗费的时间。但是否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后就将灵柩葬在一个秘密的地点呢，有人认为那只不过是做个样子，朱元璋真正的灵柩则秘密地葬进了明孝陵。

> 三、朱元璋葬在南京朝天宫的说法

关于朱元璋葬在朝天宫的说法，至晚清代初年就有了。清初的王棠（字勿翦，其父为明崇祯间进士。）《知新录》中云：“俗说朝天宫是明太祖葬处，此讹言也。帝王大度，断不如是。元朝帝王无陵寝，其伎俩与瞒同。”王棠对当时明太祖葬在朝天宫的说法并不认同，当然，元朝帝王无陵寝是蒙古旧俗，说他们是学曹操（小名“阿瞒”）的伎俩是不对的。朱元璋葬在金陵朝天宫的说法虽然有人不信，但并不妨碍它继续流传，至少到清乾隆时期还有人相信这种说法，这要从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的一首诗说起。

全祖望（1705－1755）字绍农，一字榭山。他十六岁时，出应乡试，以古文谒编修查慎行。查慎行对他大为赞赏，认为他是刘原父（北宋史学家刘敞）一类的人物。十九岁时，他由督学王兰生推选入京，上书待郎方苞，议论丧礼。方苞惊叹他博学，替他宣扬，由此声誉大起。雍正十年（1732）全祖望参加顺天乡试，得中举人。户都待郎李绂见了他的文章，赞赏道：“这是黄震、王应麟以后第一个人才啊！”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同住。乾隆元年（1736）他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尚未进行，他就参加礼部春试，中了进士，选在翰林为庶吉士。他在翰林院与李绂一起攻读秘藏的《永乐大典》，甚是投契。因大学士张廷玉与李绂交恶，嫉李、全相善，两年散馆时，他被列入最下等，以知县候选。他一怒之下辞官回到家乡宁波，著述授徒，从此绝意仕进。乾隆六年（1741）李绂典试江南，全祖望到南京去拜访他。全祖望的这首诗《从朝天宫谒孝陵》应是这时写成的：

钟阜衣冠是与非，朝天弓剑更传疑。难寻玉匣珠襦地，但见神功圣德碑。 > 开国谅无惭汉祖，嗣孙底是学曹丕。当年可笑山陵使，乱命何人为弼违。

全祖望自注云“世传高皇帝龙蜕在是宫不在陵也”，说明他是知道朱元璋葬在朝天宫的说法的。他说“玉匣珠襦”之地即朱元璋遗体葬处难以寻到，还责备朱元璋嗣孙朱允学曹操之子曹丕，为先人制作疑冢，说明他是同意朱元璋葬在朝天宫的说法的。

另外，全祖望《题明太祖纪后》自注云：“是日以阻风，因游孝陵，归而赋此。”此诗应是他欲从水路离开南京，因风浪太大没有成行而顺便游孝陵后所作。诗中有“闻遣车徒卜函谷，悔教弓剑瘗长干”之句，说的是朱元璋曾遣太子朱标到长安考察形势，有迁都的打算，可惜朱标回来后一病不起，迁都也最终没能实现，这是朱元璋应该后悔的。诗句中以“函谷”指代长安，以“长干” 指代南京，用“长干”可能是因为其地距朝天宫不远的缘故。

清嘉道年间的南京著名藏书家甘熙对朱元璋葬在朝天宫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甘熙（1797－1857），清道光十九年进士，一生勤事纂述。同光以前私人写志之风已盛，甘熙之《白下琐言》尤负盛名。《白下琐言》的成书，前后达四十年左右的时间，为甘熙与同里金鳌、朱绪曾等一起收辑乡邦文献而成。书中除记录嘉道年间甘熙所目睹耳闻的故实，“乃祖乃父，旧有闻知”也在载录之列。《白下琐言》云：“朝天宫，宋为天庆观，元为元妙观，又改永寿宫，明初赐今额。明时，百僚朝贺习仪于此。世传三清殿下为明祖真葬处。”甘熙认为，朱元璋死后葬于孝陵是正史上明确记载的，况且按常理来说，朱元璋亲自选定陵址，修建陵墓工程浩繁，动用银两过百万，前后建造数十年，岂能都是为马后一个人打算的？建文帝天性仁孝，又怎么忍心把太祖遗骸置于渺不可知之地呢？群臣难道没有目击这件事的吗？对于一切都是朱元璋遗命的说法，甘熙与上文王棠“帝王大度，断不如是”的看法相似，认为明太祖朱元璋是从一介布衣打天下当上皇帝的，开宗立统，不免事事猜忌，这和汉高祖刘邦是相同的，但绝不是曹操那样的奸窃之流，不会师法曹操故布疑冢的伎俩。不管人们对朱元璋葬在南京朝天宫的说法信与不信，这个说法一直在民间流传着。

> 四、朱元璋葬在燕京万岁山的说法

朱元璋葬在燕京万岁山的说法可见于清赵执信的《万岁殿》一诗。赵执信（1662－177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或饴山老人，更字澹修，亦号无想道人，山东益都人。执信九岁为文，康熙十七年（1678）举乡试第二名，次年中进士。康熙十九年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授编修。康熙二十五年迁右春坊善赞，兼翰林院检讨。赵执信本不善逢迎，恃才傲物，颇负狂名。康熙二十六年（1687），赵执信的忘年交剧作家洪写成了《长生殿》传奇，交给京师的内聚班来演，康熙皇帝看过后很欣赏，结果搞得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都会找内聚班演《长生殿》观看。不巧的是后来赵执信等人偏偏在皇太后忌辰观《长生殿》，结果被人以“大不敬” 罪弹劾，包括赵执信在内的士大夫及诸生几乎有五十人被革职除籍。被革职后，赵执信隐迹山林，终身未再复出，这年赵执信才28岁。 赵执信《万岁殿》应成于他被劾革职之前的在京岁月，诗云：

明祖手持一杯酒，布衣刘季真吾友。我云心迹类曹瞒，权略雄猜相先后。 > 请看疑冢七十二，漳水江波同可怜。后来孝陵传夜哭，应缘马后悲孤独。> 金川祸变起儿孙，万古伤心一杀戮。咫尺神灵知未知，但夸宝训能昭垂。> 貂凶焰污天地，守府诸郎强半痴。功臣冤惨相随尽，此事差堪轶隆准。> 酷刑大杖塞殿廷，总向皮场摹粉本。煤山万寿耸峥嵘，犹是因依万岁名。> 蛟龙作始终蚯蚓，深计何曾到后生。腹心手足归司礼，气节文章养何士。> 金棺无主隐寒灰，亚圣岩岩自崇祀。裼裘公子笑口开，量尔原非万乘才。

赵执信对朱元璋的评价不高，认为朱元璋虽然和刘邦一样都是以布衣得天下，但除了在屠戮功臣方面和刘邦不相上下外，朱元璋自称刘邦的朋友实在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跟王棠和全祖望对朱元璋的看法相反，赵执信认为朱元璋心迹与曹操相类，师法曹操故布疑冢的伎俩，没有将自己的遗体葬在明孝陵，明孝陵只 留“金棺”，其中却“无主”；朱棣在燕京发动“靖难之役”时，与燕京“咫尺”之遥、葬在万岁山的朱元璋的“神灵”无可奈何，朱元璋生前写下让后代尊之而行的《太祖宝训》之类都成了无用的废话；而后来的“孝陵夜哭”，应该是马后独自一人葬在明孝陵，悲叹自己的孤独。

甘熙《白下琐言》所说的“国朝赵秋谷执信又谓葬于燕京之万岁山，作长歌以纪，有‘马后悲孤处（独）’之语”指的就是赵执信这首《万岁殿》。但正如甘熙所说的，当时燕王朱棣正因为不能参加朱元璋葬礼而愤愤不平，准备发动“靖难之役”，其他诸王也都人人自危，蠢蠢欲动，政治空气空前紧张，建文帝怎么可能不远千里把朱元璋灵柩运往燕京呢。所以说赵执信的这个说法“更不足信”。民国时王焕镳编《明孝陵志》也直说，关于朱元璋葬处“又有谓在燕京万岁山者。不足信也”。

> 五、明孝陵地宫是否被盗

朱元璋到底葬在明孝陵还是别处，只要我们能够进入明孝陵地宫看一看便真相大白了，但又有传言说明孝陵地宫曾被盗过。

为了弄清历史真相，研究明代第一陵的建筑规制及其对后来的影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和江苏省、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的安排，自1997年起，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对明孝陵进行了长达6年的考古勘探和研究。考古人员借助磁测（GMP）技术，在经过选择的核心区方圆2万多平方米的区域内，在1米见方组成的上万个有规则的方格点上，通过探测地下介质(土、石、砂及人工物质)磁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其空间磁力线分布图像的不同，输入计算机分析，以判别地下掩埋物是否存在及其形制，终于成功地查明了明孝陵地下玄宫的位置。

最初的测网布置以明楼为中心。A测网自明楼北的石坎起，直达宝顶顶部。之所以这样布网是因为多数帝王陵寝的神道、墓道、寝宫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探测结果发现这条中轴线上没有想象中的地下构筑物。接下来沿中轴线东侧设了B测网，发现了向东南延伸的磁导信号，通过用氦光泵磁力仪进行跟踪，结果显示这是个连续的隧道状构筑物，长度达到120米，而且具有一定宽度，内径为5-6米。经地表调查，在相应的宝城城墙上可看到两处明显的张性破裂的裂口和下沉错位，由此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隧道状构筑物即地下宫殿墓道的入口之一。

后增设东南C测网，结果找到了宝城内明孝陵地宫的中心位置，确认朱元璋就葬在独龙阜下数十米处，而且这座地下宫殿保存完好。考古人员还发现独龙阜山体表面至少60%的地方是经过人工修补、堆填的，宝顶上遍布有规则排列的大量巨型卵石。经过研究分析，这些卵石是当年造陵时搬运上去的，是帝陵美学的要求，也为了防止雨水对陵表的冲刷和盗陵者的掘挖。这样，通过借助高科技手段进行的勘探，终于排除了过去流传的地宫被盗之说。

> 六、朱元璋应是葬在明孝陵

明孝陵地宫以前没有被打开过，囿于经济实力和妥善保护墓葬品的科技水平，我们在短期之内也不能将地宫打开来确认朱元璋遗体就在地宫之中。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朱元璋不葬在明孝陵的说法。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天人感应的思想为基础，中星象占卜、风水堪舆等诸多神秘思想颇为流行，成为王侯将相和平民百姓的普遍信仰。朱元璋出身平民，也深受这种神秘思想影响。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说“国朝最重天文”，朱元璋曾说：“朕自起兵以来，与善推步者仰观天象二十有三年矣。”他对星象推步甚为遵信，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向陈友谅主动出击。刘基对将士说：“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朱元璋也说：“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遂师发龙湾。明洪武十六年（1383）二月，月犯毕宿，占书中以此天象为“有边兵之急”的征兆，次日，太祖即遣使谕辽东都指挥，当严加号令，多方警备，且运米四十万石渡海，又发步骑数十万屯驻北平、真定等处，并示知凡此“皆为天象之故”。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将星象所主吉凶弛谕边防大将和藩国诸王。星象占卜与风水堪舆等同属一个信仰系统，为给明孝陵选择一块“风水宝地”，朱元璋还与刘基、徐达、汤和亲至钟山查看，“定寝穴，各志其处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之所以将陵址选在钟山，刘基认为是因为其地为古今“三大行龙”的“南龙”。确定明孝陵的“龙脉”地位，是确认明王朝的正统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修建南京城也是为了“加强这种神秘性与维护 *** 所在的威严而设计的”。朱元璋这条真龙当然要把自己葬在“龙脉”所在，在传统思想中，这不但关系到他个人，还关系到他的子孙后代和大明王朝的命运。朱允也不会不考虑这一层，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祖父葬到别处去。

作为王权的象征，明王朝也不允许对明孝陵有任何损坏或不敬。据《明史・礼志》，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就下令：“车马过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孝陵防守、巡视、监督皆有定制。《明孝陵志・守缮》载：“孝陵防守，外则孝陵卫，内则神宫监。治民之吏，有令史、典史、所司吏。孝陵卫军，为亲军卫指挥使司，听南京中军都督府节制。有士卒五千六百名。其后稍有增损，要以专护陵寝为事。……卫、监守护以外，南京守备官当不时巡视。锦衣卫每季亦委百户等巡禁樵采。南京太常寺每月督令铺排、厨役打扫。陵禁甚严，擅入陵门者仗。谋毁山陵者为大逆，盗大祀神御物者为大不敬。二者皆在十恶之科。”当时就是想进入明孝陵区域也绝非易事，遑论破坏了。朱元璋也不必担心陵宫会被盗掘。当然，虽有严刑峻法，盗伐毁坏等事仍有发生。隆庆三年，就有南京神宫监太监王采以盗伐孝陵树木论斩。但有明一代，保护措施时有加强，崇祯十四年（1641）就在明孝陵立《禁约碑》再申禁谕，其中有对墙垣内树木“敢有擅自砍伐者，正犯处死”，对有关山冈“不许骑脊穿窑，凿山锻炼，违者处斩”。此碑现在矗立于明孝陵下马坊的东侧。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和对上举几种关于朱元璋葬处说法的考察，我们认为朱元璋并非葬在别处，应是葬在明孝陵的。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

所谓“阉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

魏忠贤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

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的政治现象，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丑恶暴露无遗。

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拍马溜须之词，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虚构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统统归功于魏忠贤。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这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为魏忠贤建造生 祠，而且以题写祠额的方式亲自为建生祠推波助澜。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和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骛，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那些热衷于建生祠的官僚们完全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极度做作的虔诚之态反衬出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动机。请看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些什么：“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云云。对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生祠了，还特别赏赐了祠额“广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覆载量弘”。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偶像）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颇有反感，只作长揖而不拜，因而遭到刘诏的参奏，魏忠贤立即派锦衣卫缇骑把耿如杞逮捕入狱。这就更加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崇拜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隆重的程度超过蓟州，当时人如此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黄）运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黄）运泰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按：指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岁升拔，则又叩头谢。致词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黄）运泰扬扬甚得意也。”礼仪之隆重比祭祀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谀奉承言辞之露骨、肉麻之极。

如此这般，魏忠贤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建生祠之风愈刮愈猛，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浪潮也越发高涨。

被人们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偶像是什么模样呢？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喜容”是“垂旒执笏”的帝王相。朱彝尊有更具体的描绘：“祠以宏丽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腑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

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供奉起来，作为崇拜的对象，因而其褒颂之词当然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由此可见当时风靡全国的建生祠运动，所营造的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令人齿冷的是，参与吹捧的官僚未必不知道魏忠贤原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倾家荡产之后自阉入宫，充当一个低贱的“小火者”，凭借他的阴谋与权术，一步步爬到了宫内太监的顶层。后来记载这段历史的学者对此无不感慨系之，李逊之针对官僚们阿谀魏忠贤的现象说：“疏语皆扬诩赞叹，几同劝进，旨亦骈语相答，称颂唯恐不至。”朱长祚也说：“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

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于。”

在滚滚热浪中，魏忠贤个人崇拜愈来愈离谱。不知从那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陆万龄，献媚唯恐落后，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这个最高学府的学生如同痴人说梦般信口胡诌什么“督厂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乾断，披丹开导”云云，还说魏忠贤芟除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之笔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离奇荒诞，登峰造极。

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让文盲阉竖配祀孔子，以为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可以和孔予孟子比肩，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居然还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叫好，可见魏忠贤个人崇拜导致道德沦丧到了毫无是非可言的地步。

魏忠贤个人崇拜在短短几年中风靡朝廷上下内外，席卷全国，光凭个人再大的能耐也难成气候，必定要有制度与权力的保障。有熹宗皇帝、熹宗乳母客氏以及众大臣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密切配合，方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帝制时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难以制衡。一种难以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它会导致权力崇拜，并引向迷信的程度。因此在那个时代出现皇帝个人崇拜是不足为奇的。然而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刑余之人，何以能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关键在于皇帝和它赖以存在的专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权力让给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熹宗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父亲（光宗朱常洛）没有受到太子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逊一筹。无怪乎明清史专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 朱东润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张，但点到了要害，熹宗确实是明朝诸帝中最无知无能的一个。从他处理李选侍及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来，说他是一个 *** 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他一向贪玩，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要是不当皇帝的话，他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

每当他与亲信太监潜心于斧砍刀削之时，非平素亲昵近臣不得窥视。魏忠贤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埋首于泥木工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面经营鄙事，一面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 既然皇帝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使他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太监的身份操纵自如地把持朝政，并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熹宗因而对他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对他的擅权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熹宗对他的褒奖是至高无上的：“尔忠贤之念急公家，勋高磐石....。.故特举尔大节，载在汗青，以作楷一时，流芳百世。念尔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载于兹矣。夙兴以图，心力为悴……朕用是耳目四达，政事肇新。皆赖尔任劳任怨于一身，展经展纶于三事，苦心茂绩，轶古冠今。”这毫无疑问是内阁辅臣代皇帝拟的谕旨，但毕竟是皇帝意旨的体现，正如朱长祚在引用这段谕旨时所加的按语说：“逆挡之蛊惑圣聪，事事归功于己，而辅恶之谄媚权阉，言言称颂其美。”因此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宫廷和 *** ）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