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坚为什么被降任 欧阳坚讲话

欧阳修三次遭贬

1. 欧阳修幼年孤寒，四岁父亲去世，家贫如洗，母亲以芦杆为毫，在沙滩上教他读书习字，这就是“沙滩画荻”故事的来由。从宋仁宗天圣元年秋参加乡试，到天圣八年春取得进士，24岁的欧阳修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公务员”资格，调西京（今河南洛阳）任推官，推官一职主要是协助留守长官负责审讯罪犯等事务。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28岁的欧阳修经过“一推双考”，来到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任馆阁，实为学士院的图书校对。

   在欧阳修任馆阁的前一年，欧阳修写了一封被怀疑为巴结中央领导隐含伸手要官的《上范司谏书》私人信件给范仲淹。

   范仲淹“少有大节”，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年，范仲淹被提拔为谏官，相当于现在中央监察总局局长或中纪委书记。“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官小却责任重大，可见谏官之位非常重要。欧阳修对范仲淹这样的一位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美誉的才德之士被提拔为谏官，感到由衷地高兴，于是，写下这封信向他表示祝贺。

   范仲淹读罢欧阳修的来信，非常高兴，两人从此书信来往不断，结为挚友，并被反对派讥为“朋党”。但范仲淹并没有据此关系提拔欧阳修，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1），身为陕西都转运使的范仲淹也只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聘请他做一个撰写军中公文的书吏而已，欧阳修立即以母亲病重为由婉言谢绝。

   欧阳修虽然没有得到范仲淹的推荐和重用，但欧阳修却十分敬重范仲淹，工作上与范仲淹相唱和。在《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中，欧阳修陈述了对官员任免“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的用人观点，这和范仲淹在《帝王好尚》、《选贤任能》中提出的主张遥相呼应。可范仲淹惩治官吏腐败的主张却遇到当朝宰相吕夷简的指责，吕夷简以辞职相要挟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遭贬饶州。

   范仲淹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贬，可是，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谏官高若讷却在背后说范仲淹，罪当贬黜。欧阳修听了高若讷的辩解，越想越气，慷慨陈词，写下《与高司谏书》一文。

   欧阳修“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道：“范仲淹果真不贤吗？那么，你高若讷身为谏官，在他被提拔使用的时侯，为什么不辨其不贤，现在他遭贬了，你怎么能在背后说风凉话呢？假如是贤才，那么，今日皇上与宰相以莫须有的罪名逐赶他，你就有责任站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也即，范仲淹不敢贤与不贤，你高若讷都难逃其咎。象这种“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其位而不言”的谏官，就应该滚蛋。

   欧阳修这篇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的信，骂得高若讷暴跳如雷，他读后立即将信件交付朝廷，并说欧阳修攻击天子。于是皇帝降旨，将欧阳修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去做县令。这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的五月，欧阳修时年30岁。

2. 庆历三年（公元1043）4月，因宰相兼枢密使晏殊的举荐，欧阳修召还汴京，知谏院，成了一名谏官。在外漂泊7年，此次回京，欧阳修心情无比激动和兴奋，连同几位谏官恪守职责，以锐利的眼光审视朝野，以极大的勇气指陈朝政阙失，向权威挑战，向陈规开火，被人们戏称为“一棚鹘”。宋仁宗十分赞赏欧阳修“论事切直”的风格，夸奖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是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此时的范仲淹已升为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欧阳修积极参予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上奏《详定贡举条状》，从人才培养到人才选拔，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措施。

   一个多月后，欧阳修再次得到提升，被任命为知制诰。知制诰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按宋朝惯例，“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而欧阳修没有参加考试，就直接赴任了。此时的欧阳修可谓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在“庆历新政”春暖花开的大好形势之下，却有股“守旧”势力暗流涌动。被欧阳修阻挡没能当上枢密使的守旧派人物夏竦等，跳出来攻击改革者，“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于是，有关“朋党”的议论再次聒噪于耳。欧阳修为抨击守旧派的攻击，奋笔疾书，写下现今各党派组建时奉为圣言的《朋党论》。他写道：“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乃自然之理也。”他认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其原因就是，“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宋仁宗读罢《朋党论》，为之动容。然而，守旧派并没有放弃进攻。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三月，改革派重量级人物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被罢，新政措施遭废。欧阳修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申辩无效，为时两年的“庆历新政”宣告终结。

   就象用“反国家”的政治罪状，往往难以治人于死地，而用些“贪污”、“色情”等涉及伦理道德的罪状，却能让人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一样，欧阳修这次没有被那场气势汹汹的“朋党案”遭罢官，却落进了一场难以洗清的“甥女案”而被贬。

   张氏甥女是欧阳修妹夫张龟正和前妻生的女儿，在张龟正死后，欧阳修妹妹带着七岁的她来到汴京与欧阳修一家共同生活。几年后，欧阳修作主将她下嫁给自己的远房堂侄欧阳晟。不料张氏却与一名男仆勾搭成奸，私情败露后，欧阳晟将两人告至开封府。

   开封府尹杨日严，因贪污渎职，遭到欧阳修的弹劾，一直怀恨在心。接审张氏一案后，以为天赐良机，正可报一箭之仇，于是，密令手下严加审问，试图将简单的案情复杂化。在狱吏的诱逼下，张氏竟供出当年未嫁时与欧阳修的一些情形。

   当朝宰相贾昌朝、陈执中，是庆历新政时期欧阳修猛烈抨击的守旧派人物，他们知道案情后，如获至宝，授意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与甥女通奸，并找出欧阳修作的一首《望江南》艳词为佐证，词曰：“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欧阳修申辩道：“这首词用弱柳比兴，描写的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是艺术作品，和通奸风牛马不相及也。”可钱明逸硬穿凿附会说：“张氏初到你家时，恰巧年方七岁，不正是学簸钱的年纪吗？”使得欧阳修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辨。此案在重审过程中虽查无实证，但宋仁宗仍以“有伤风化”为由，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八月，贬欧阳修为滁洲（今安徽滁县）为知州。

3. 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闰八月，欧阳修升为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成为朝廷举足轻重的显赫重臣。此时55岁的欧阳修已罹患糖尿病，白发苍苍，是一个十足的“醉翁”模样，但他却与宰相韩琦同心辅政，特别是在立宋仁宗侄子濮安懿王之子赵曙为皇太子这件事上，欧阳修不仅直接参与商议、筹划，所有奏请也多出自他的手笔，皇子改名扎子也是由欧阳修所撰。因此，在这次推恩封赏中，朝廷对他予以嘉奖，进阶为金紫光禄大夫，并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

   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三月，仁宗病逝，宋英宗赵曙即位。没想到的是，这位欧阳修一手扶上的英宗皇帝却是个麻烦制造者，给欧阳修惹了不少麻烦。

   第一个麻烦，“两宫之争”。英宗即位不久，就突然患病，语无伦次，精神失常，欧阳修、韩琦等几位中书大臣几经商议，只得请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与英宗共同处理朝政。可英宗的病情时好时歹，常常行为乖戾，触怒太后。太后也是忍无可忍，便有了废立的想法。

   两宫的不和，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欧阳修为此忧心忡忡。因此，当英宗病情好转之时，便与韩琦一同上前劝说太后撤帘还政。欧阳修说：“太后侍奉仁宗皇上数十年，圣仁之德，著于天下。当年张贵妃恃宠娇恣，太后尚且能宽宏大量，今天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容忍了吗？”待太后的怒气稍稍有些缓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日久，德泽惠及每一个人，所以，他驾崩之后，天下之人才会秉承遗命，拥戴新君，无一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深居宫中，我们五六个中书大臣也不过一介书生而已，如果不按仁宗遗命行事，天下谁肯听从？”太后听了这一番话，愤然起坐，迫不得已撤帘还政。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把曹太后得罪到家了。

   第二个麻烦，“濮仪之争”。所谓“濮仪”，就是对英宗的亲生父亲濮安懿王追封什么尊号的问题。英宗既然已经过继给仁宗，他与濮王之间就不再是父子关系，而只是君臣关系，可英宗显然并不情愿遵从这一礼法，于是，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45）四月颁发详议的诏令。当时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知制诰司马光、翰林学士王珪以及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为代表的谏官，他们认为濮王和仁宗是兄弟，英宗皇帝应该称濮王为皇伯。另一派是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中书大臣，他们认为“所生、所后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英宗应称濮王为皇考。

   争议传到太后耳中，太后传出手诏，严厉斥责中书省不当议称皇考，可在一年之后，曹太后却态度突然转变，下手诏说：“可令皇帝称‘亲’”。此诏一出，司马光等立即发难，认为这是韩琦、欧阳修眩惑太后写成的，谏官吕海、范纯仁、吕大防联名上书，攻击欧阳修“豺狼当道，击逐宜先”，指责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批评欧阳修的行为是“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并要求太后、英宗收回诏命。

   君命不可回，于是范纯仁等人坚决要求辞去谏官之职，英宗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把他们给贬了。

   “濮仪之争”，表面上看，是韩琦、欧阳修中书派获得了胜利而告终，但“濮仪之争”却让欧阳修得罪了谏官及朝廷不少官员。

   第三个麻烦，“紫袍事件”。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正月，英宗病逝，死了的英宗也给欧阳修带来了一次麻烦。在朝廷为英宗举行的大丧仪式上，百官皆穿素袍，以示哀悼，可欧阳修一时疏忽，在丧服里面穿了一件紫底皂花紧丝袍，底下露出丧服之外。这一疏忽，被监察御史刘庠发现。“濮仪之争”后，朝中不少人就对欧阳修恨之入骨，很想将他弹劾去位，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于是刘庠立即上书弹劾，指责欧阳修“细文丽密，闪色鲜明”，“服于大丧之中，尤伤礼教。”强烈要求朝廷对欧阳修予以贬责。

   此时，刚刚坐上皇位的神宗，很需要这位三朝元老扶持，压下了这份奏章，只是派内使悄悄告知欧阳修，叫其尽快换掉里面的紫花袍子而已。

   第四个麻烦，“长媳风波”。紫袍事件刚刚过去不久，三月间，一次更大、更恶毒的“长媳风波”又落到了欧阳修头上。之所以说“长媳风波”也与宋英宗有关，是因为“长媳风波”当中的关键人物——蒋之奇是“濮仪之争”中欧阳修的支持者。

   蒋之奇是欧阳修的门生，欧阳修对他一直颇为爱重，在“濮仪之争”平息后，欧阳修便力荐他为监察御史，后又举为谏官。“濮仪之争”虽然中书大臣们占了上风，但社会议论却普遍支持被贬黜的谏官。因此蒋之奇这位与欧阳修关系密切的支持者，自然为人们所不容，被朝臣们视为奸臣，他为此十分苦恼，试图改变这种窘迫的处境。当他从彭思永那里听说欧阳修老不知羞，和长儿媳吴氏关系暧昧这个谣言后，便决定反戈一击，连夜写下弹劾奏章，请求朝廷将欧阳修处以极刑，暴尸示众。以示与欧阳修划清界线，彻底决裂。

   欧阳修得知这一情况，气愤不已，立即上章请求彻底追查此事。他说：“臣身为近臣，又是政府要员，今蒋之奇所诬陷之事，如果是真的，我就犯下了天大罪恶；如果没有，则是天大的冤枉。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冤而不雪，这怎么能行呢。”

   当然，欧阳修和长儿媳吴氏关系暧昧一事，也是查无实证，纯属谣言，但传谣者彭思永对神宗说的一句话，却道出其事出有因。彭思永说：“如果仅凭一个谣言就要追究欧阳修的罪行，确实说不过去，但是，欧阳修首开濮园之仪已经触犯了众怒。”所以说为了英宗皇帝的个人虚名，欧阳修确实受到众多不明实情者的攻击。

   迟暮之年，欧阳修再一次蒙受如此污秽的诋毁，他本已衰颓的心境变得更为惨淡，他接连上了三表三札，坚决请求解除参知政事之职，回江西任职。

   宋神宗多次派内使前往欧阳修府上，赐手诏，劝他回中书省供职，然而，欧阳修去意已决。神宗不得已批准了欧阳修的请求，于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三月下达诏书，让欧阳修知亳州（今安徽亳县）。这年，欧阳修年已六十有一了。

   欧阳修的这次被贬，虽然是“请辞”出来的，但也表明欧阳修在朝廷难以施展拳脚了，他在《归田序》中陈述道：“濮仪之争”后，自己虽然“在朝廷任要职，参与国家大事决策。却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得各种怨言诽谤聚于一身，倍受小人的侮辱”。他已经厌烦了这种麻烦多多的宦海生涯，他希望在迟暮之年，过上一种清静、悠闲、安定、丰富的田园生活。因而决心“优游田亩，尽其天年”。于是，在《亳州乞改任第一札》中，就向朝廷请求致仕退休。然而，事与愿违，朝廷没有批准他的退休要求，不但没批，且在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八月，又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充京东东路安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