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介侯为什么不能回国

　在1949年的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有一位老者格外引人注目。他头戴瓜皮帽，身着褪了色的土布长衫，蓄着银白色长须，时不时还用梳子梳理几下。毛泽东对
他格外尊重，口口声声称他“表老”（张澜字“表方”）。他就是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1872~1955)。
“我们站在革命一边”
　　张澜，是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家。他曾领导过四川保路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聘为国民政府的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张澜被推为主席。后来，他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主席。1949年初，蒋介石的“和平”阴谋破产后，被迫宣布“引退”。代理总统李宗仁派甘介侯、邵力子等人到上海拜访张澜，劝他出面“调解”国共两党，重开和谈。
　　张澜心里清楚，李宗仁此举是企图利用和谈争取时间扩充军队，好在今后卷土重来。他断然拒绝说：“以前国共两党之争，为了国家的和平民主，我们是第三方，出面调解是应该的。但现在局势已经变了，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一边，所以不能做调解人。”
　　蒋介石一直对张澜的不合作姿态深为记恨。他早就提出过，民盟“这些人不为我所用，也断不能资敌”。1949年5月上旬，解放前夕的上海风兆派雨飘摇，准备逃往台湾的蒋介石给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了一道密令：像张澜、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要随国民党一同前往台湾。凡是拒绝去台湾的，一律就地处决。
医院里的争夺战
　　张澜的心早已向着共产党，他誓死不去台湾的态度也早已明朗。这令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感到十分为难，如果劝服不成，只能奉命杀掉张澜，那么他也会成为千古罪人；但若搜明放走张澜，不但不好交差，自己族漏贺也会性命难保。在犹豫的过程中，他开始对国民党和当下的时局，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
　　杨虎的犹豫不决，引起了毛人凤的注意。在毛人凤的监视下，杨虎只能竭力做张澜的思想工作。恰在此时，张澜因病与罗隆基一道进入上海虹桥疗养院。5月15日，杨虎按毛人凤转达的指令，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长阎锦文，带领武装特务数十人，包围了疗养院，将张澜软禁起来。
　　对于张澜的处境，远在北平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已知晓。毛泽东当即作出指示：“张澜、罗隆基是民盟的领袖、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告诉上海的同志们，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
　　国民党方面不知道的是，负责软禁张澜的阎锦文，正是中共“潜伏”在上海的要员。1949年5月24日傍晚，解放军进攻上海的巷战已经开始，隐约可以听到枪声。身着国民党军官服的阎锦文带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赶到虹桥疗养院，告诉张澜和罗隆基：“共军很快就要打进来了，这里很不安全。我们奉命，转移二位去安全的地方。”
　　张澜用小梳子梳着胡须：“我不走，这里蛮好！”
　　阎锦文焦急地说：“再不走就不好办了！”
　　张澜轻描淡写地说：“我连赵尔丰的大刀都不怕，还怕共军吗？共军能把我一个老头子怎么样？我快80岁了，够本儿了。如果你们要杀，就在这儿动手好啦。”罗隆基也表示要与张澜共进退。
　　阎锦文无可奈何，刚要离去，另一队由蒋介石派来真正实施抓捕的特务进了病房，不由分说将张澜押解，正欲带走，阎锦文等人立刻上前，亮出证件道：“我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抓拿要犯。”随即抢过张澜和罗隆基，并将他们迅速转移到杨虎公馆。
　　刚到杨虎公馆，一组持枪的“国民党宪兵”就围了过来，其中一个队长与阎锦文热情握手，然后走到张澜、罗隆基面前，激动地说：“张先生，罗先生，恭喜，恭喜，你们得救了！”
　　张澜冷冷地说：“少?嗦，快动手吧，利索着点儿，也让我们快点解脱。”“宪兵队长”一怔，随即哈哈大笑：“两位先生误会啦，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遣分队。阎队长受上海地下党和杨虎先生的委托，执行营救任务。要不是我们抢回了你们，你们已经被蒋介石绑架到吴淞口沉江了！”
　　张澜一惊，仰天感慨道：“努生（罗隆基），看见没有，恩同再造啊！
”和毛泽东“神交已久”
　　1949年6月1日，毛泽东等代表中共中央致电邀请张澜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张澜欣然前往。他乘坐的火车刚在北平前门车站停下，周恩来、朱德等和民盟的几位负责人，便出现在车厢门前。周恩来迎上前，紧紧握住张澜的手，深情地说：“表老，你为我们担了风险，吃苦了！”朱德是张澜昔日在四川南充办学时的学生，40多年后见到老师，当即举手敬军礼，表示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得知张澜已到，马上安排次日去看望这位老朋友。4年前，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就与张澜十分投机，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彼此“神交已久”。这次拜访，毛泽东觉得应该穿件像样的衣服以示尊重。他吩咐卫士长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李银桥在毛泽东所有的衣服中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李银桥只好向毛泽东报告：“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来到北京饭店看望张澜。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张澜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有本领，取得了如此伟大的胜利。”毛泽东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其实也无过人的本领，我们只不过做到了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才办成了一些事情。”
　　张澜深有感触地说：“主席讲的前八个字，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少数人能够做到，但要做到这后一句话就很难啦！恐怕这也是历来为政者的病根之所在吧？”毛泽东表示认同。他又详细地询问了张澜的生活起居等，并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事情征询了他的意见。
　　见面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住地，为张澜洗尘。藤藤菜、苦瓜、豆腐、豆芽，一碗汤，外加一小碟辣椒，便是“宴席”的全部。这令张澜十分感慨，他回家后对子女说：“毛泽东请我吃饭，好俭朴，这让我看到未来的中国大有希望！共产党真是为国为民的党！”
　　张澜同样有简朴之风。1949年9月底，开国大典在即。张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竟还没有准备登上天安门城楼时穿的新衣服。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问他，是要定做还是去买套现成的？张澜打量了一下身上穿的土布长衫说：“就穿这件长衫，不是挺好吗？”
　　“从成都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平，您总是穿土布长衫。再说了，这一件都褪色了，太旧了……”张澜没等他说完，就笑着说：“我参加开国大典，做件新衣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多少百姓连温饱都混不上，不能忘记他们呀！粗茶淡饭，吃着香甜；土布长衫，穿着舒坦。”
　　就这样，在空前盛大的开国典礼上，张澜依然身着褪了色的土布长衫，头戴瓜皮帽。这一幕，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

领导保路
1911年，清政府
张澜
将川汉铁路路权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用以举借外债。清政府岁困的这一行径，损害了四川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于是各县推选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商讨对策，张澜以南充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开展群众性斗争。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张澜等9名领导人。张澜遭到囚禁和生命的胁迫。凶讯传出，全川各县保路同志会动员武装群众10余万人，围困了成都城。清政府速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数千人入川解围。新军在途中发生兵变，端方伏诛，迫使赵尔丰释放张澜等9位保路运动领导人。由于鄂军西调，武昌城防空虚，造成了革命起义的有利条件。孙中山曾经说过，若无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
参与倒袁
1912年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既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全川继起声援，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1917年11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18年离川留居北京。
开设新学
张澜早年留学日本，日本的维新富强与教育事业的发达，对他启示颇大。
张澜
回国后，积极献身于教育事业。他在创办南充中学时期，倡导学用结合，除普通中学外，增设农、工、医及师范等职业班，附设农场、工厂、医院供学生实习。
1920年，他在北京以四川省长名义与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商洽，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捐助他的好友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
1925年，他任国立成都大学（今四川大学）校长时，采取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蓄方针，坚持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自由。他不顾校内外顽固守旧派反对，允许校内三派（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和国家主义者的惕社）同时存在，自由争鸣。学校办有《科学思想》刊物，邀请进步人士撰稿，宣扬科学与民主。在他的开放政策下，社会科学研究社在校内扩大了影响，一时成为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
1930年为抗议国民党压拍磨制思想和学术研究自由，辞职回南充，继续从事中小学教育。
创立民盟
1934年受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邀请，出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
张澜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四川，他同中国共产党人联系，促进地方实力派与红军达成联合反蒋协议，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受聘为国民参政员，频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
1939年11月他与黄炎培、章伯钧等在重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是促进团结，共同抗日，实施宪政。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继续担任主席。他领导民盟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43年他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揭露国民党政府实行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抗战胜利后，张澜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坚持政协决议，反对国民党破坏政协的行为。
献身民主
1946年11月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张澜带动民盟坚决抵制，拒绝出席。随后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张澜等被迫在1947年11月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
1948年初，沈钧儒等在香港决定恢复总部，同共产党合作，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张澜不仅在政治上予以支持，还在经济上给予资助。1949年春国民党当局将他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企图劫持，加以杀害，后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营救方得脱险。
建言献策
参政议政
1949年6月，张澜等由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华人
张澜练字
民共和国成立的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12月20日，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继续当选为主席。
1950年，他发表文章说：“当今，我们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在政府中，我们担负了一部分责任。今后，我袭雀斗全体盟员自应以更坚强的信心，更整齐的步伐，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一道，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奋斗。”
1954年9月，我国公布了建国以后第一部宪法。张澜发表《为制定我国第一个人民宪法而努力》的文章，文中提到“这个宪法草案，一方面是记录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成果的丰碑，另一方面又是在我国建设繁荣幸福的新社会的蓝图……今后，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