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为什么反对革命 康有为为什么反对共和制

康有为之反对革命，保皇立宪浅析
　　
　　——守旧还是洞见？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举起保皇的旗帜，坚持立宪，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由此，秉持革命观的正统历史话语开始将康有为分为两半来评价：维新的康有为是进步的、有洞见的；保皇立宪的康有为是守旧的、反动的。
　　可是细想下去，自然会开始疑惑，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是分裂的、矛盾的吗？康有为为什么没有顺应所谓的“历史潮流”投入革命，而是拼命保皇，要求立宪，他究竟是出于何种考量呢？
　　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回顾康有为的言论与思想，然后反观这一百年的历史，重新理解康有为。
　　一．康有为的知识构成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 汨其灵明, 因弃之”， “静桥滚雹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
　　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向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
　　戊戌变法以前的康有为，知识上是将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与儒家今文经学传统结合在一起，于是他能够深入体会到中国人所思所想，探索维新之途径。如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一方面体现了他知识背景，浸透着他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却能引导人们备则对几千年奉为金科玉律的封建典籍产生怀疑，使人们从"圣经贤传"的禁锢下开始解放出来，这种"疑古"思潮同他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结合起来，引领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
　　但那时的康有为还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对于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和社会现实有了切身的感受，著下《大同书》、《各国游记》之时，他的经历、知识、思考才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制度、现实等要素结合起来，使他开始以更广阔深远的眼光看待中国形势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思想已成熟的康有为，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呼声与形势，给出的答案却依旧是：不可革命？
　　二．革命之险境
　　1902年，康有为收到保皇会会员等各方人士的来信，表达对立宪的理想深致失望，要求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实现自立。他的学生梁启超、欧榘甲也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康有为发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予以驳斥。后一封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出色的经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以深刻的洞见，缜密的逻辑表达了他的“不可革命”的观点。现摘抄几段：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民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馀十馀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则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
　　“若夫民主大国，惟美与法，美为新造之邦，当时人民仅四百万，与欧洲隔绝，风气皆新，无一切旧制旧俗之拘牵。其后渡海赴之者，皆厌故国，乐自由，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故法革命而无效，美自立而见功。若我中国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不独与美迥绝不同，即较之法亦过之绝远。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越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阶梯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
　　“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然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敏帆，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省屠城，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
　　“盖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古今天下安得遇尧、舜、华盛顿？法国累更革命，积化百年，定章极严，而拿破仑第三犹如此，况中国向来本无议论，更无立宪定章，彼枭雄能指挥十八省者，其拥兵权何止五十万，如此则何为不可！夫华盛顿之时，美国人仅四百万，中国乃百倍之，其人之才能控制十八省四万万人，破万里之全国者，非有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之枭雄术略，好杀自私，必不能也。”
　　篇幅有限不再继续罗列原文。在康有为看来，革命非常残酷，非一国之吉祥善事。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亦无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况今之枪炮远非古代之刀矛可比，如实行革命，必“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在列强加紧侵略的形势下，中国如举行革命，"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利也"。犹如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终必招致列强的干涉而灭亡。
　　在这篇书里，康有为还提到，“革命未成，而国民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爱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满洲、蒙古与汉族皆为同种；政治专治是延袭汉、唐、宋、明之旧，非满洲独创；满汉早已平等，“汉人爰者匹夫可以为宰相”；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是“大怪不可解之事”。况且皇族中尚有舍身救民的光绪帝，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可不稍俟之。”
　　细细思量康有为的话语与观点，虽然确实能够感受到其保守的感情、缺漏的判断，但更多看到的却是他基于深厚学识与经验的结合所得的洞见，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审视世事，而不因一时激情与民情摇摆。
　　三渐进之民主
　　当我们更进一步去了解康有为，我们知道康有为很早就开始酝酿，1901-1902写成的《大同书》中体现的政治观点是非常激进的：“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总政府及区政府皆有民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8]。他甚至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指出在大同之世，人人平等，建立财产公有制，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可是，内心的政治观念非常激进，甚至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康有为，在政治道路实现上一直反对革命，要求保皇立宪，以致虚君共和。实际上，这并不是矛盾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指康有为）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定，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10]这段话清楚表明，康有为提出的完美的民主制度，并非立即能实现的，必须先经过向统治者要求民权，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阶段。为什么要这样呢？康有为提出两点理由：第一，社会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超越。他认为，“思入无方，行必素位”，理想可高，行事必须因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次序进行的。从政治方面讲，每一世都有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帝制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民主共和适于太平世。社会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的演变，都只能按此次序进行，人为的抑阻或助长都是有害的，按康有为的说法即是：“为治有序，进化有级，苟不审其序，而欲躐级为之，未有不颠蹶者也。”当时中国正在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化，故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实行共和。第二，中国人民尚未具备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受专制之毒已深，且民智未开，民众尚未有行民主的资格。在此情况下，急求较高的政府形式，与维持失去效用的过时制度一样危险，因为“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11]因此，在争得民主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现有的君权，通过变革，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必须坚持，但考虑到既存势力与环境，改变的方式又必须是缓慢平和的。利用君权，就要保皇。从戊戌出亡，康有为即提出了“保皇”的口号。
　　至此，康有为真正的想法才在历史的尘埃中逐渐清晰起来，在革命话语简单粗暴的否定中渐渐解脱出来。
　　四历史的慨叹
　　一九一二年，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十二日，康有为在为《不忍》杂志做的序言中说到：“于是吾遂靡靡喋喋，不能已于言：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堕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纷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
　　康有为忧国爱民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即使他的观点在当时乃至之后都受到激烈的批判与道德指责。
　　然学理可辩，历史难改。
　　今日重读康有为，对照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能不惊叹于他对历史的深刻洞见。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甚至在细节上都没有逸出康有为的预测。中国的历史越来越陷入激进主义的革命不能自拔。草创的民国被各路野心家瓜分，军阀混战，人如草芥。外敌趁机渔利，其后乃至大举入侵，以中国为战场。既外敌已逐，又两党相争。待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更多更大的苦难更是如潮水向中国人民涌来。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至康有为之后一百年中国这纷繁的革命又不知葬送了多少鲜活生命。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历经百年，在累累白骨上依旧没有搭建出一个革命家们许诺的、野心家宣传的真正的宪政民主共和国。
　　历史之诡谲在于，在那时那刻的中国，终无条件去实现康有为之维新、君主立宪的理想，民众革命的热情一旦膨胀起来，则更是听不进这“保守”、“迂腐”的言论。
　　革命并非一定失败，更不能说一定错误。但激进革命要成功比起维新渐进，恐还要仰赖更多重要条件与机遇，所谓难上加难。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比起争取现有权威改进，恐怕更是天真。更不要说，激进革命中个人生命价值全被政治目的取代，煽动仇恨，彼此分裂混战，无穷无尽的生命付诸自相残杀的枪炮。而暴力革命胜利后却难以获得常态运行之政府，易导向新的暴政，以自由民主为目的之革命，走向自己的反面，落入历史兼具慨叹与讽刺的怪圈。
　　人之自负，不顾各国的条件、历史、经验，不顾许多仍行之有效的传统，排斥以进化理性原则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发展，而总想以建构理性、舆论、暴力、激情的革命强行推进社会跨越式发展，一步到位解决社会问题，最终被证明是天真且致命的。
　　然而另一面，民众狂热退却后又消极犬儒，以虚无的价值看待历史与社会，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再加统治者自利保守、腐化残暴，又为社会积累矛盾与失望，终使渐进的、理性的努力被有志之士和大众抛弃，不顾危险愤然转向革命，可能就又投入了历史的新的怪圈之中。
　　此中种种争论，博弈，选择，战争、分合会通往何方，亦非陷于时景的普通人之小智慧能够洞见，结局怎样，恐怕真的要归于靡常的天命，留后人慨叹了。

康败春有为认为中国人数千腔高年来伍枯尺受到帝王统治,因而难以实践完全的民主制度.但是如果存在虚设的君主,就可以在精神上使中国人有所崇拜和信仰.
并且在当时,甚至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欧洲列强中的大多数还保留着君主.其中德国、俄国君主的权力还相当大。因而康有为认为并没有必要在中国立刻废除君主。
此外，如果废除已经存在的清朝君主，势必要进行暴力革命甚至是内战。如果妥协一下，这些伤元气的事情就都能避免了。

主张君主乱段立宪。他认为中国人民"民智"未开，物袜建立罩陪激民主制度应该循序渐进，这与革命派的观点是相冲突的。而康有为后来成了保皇派，其实是对清政府还抱有"救国"幻想

康有为的理想和余如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缺宴的《伏毁银大同书》中得到体现。
近年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由于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