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问张爱玲是根据什么分析的。这个预感能力是超强的。张爱玲说是根据日本的国歌，日本的国歌听起来是。胡兰成很诧异，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政治意识的女人竟然预言日本必败。。
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整改措施
“生命是一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
十九岁时，张爱玲以对人生百态惊人的洞察力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同时张爱玲的一生，也应全这句话。
连连写下《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刻画人物艺术形式之外，总体作品大部分的篇章都隐隐有一些情感主旋律——“哀凉”，在她的小说中，少有以喜悦为谢幕的作品。
就连以皆大欢喜之局结尾的《倾城之恋》，仔细品读也是令人隐隐作痛，故事结尾处，范柳原与白流苏因香港沦陷，这场炮火轰炸成全了他们的感情，用范柳原的话说“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从结局来看，白流苏赢了，她得到了她想要的结局，仔细想想范柳原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安稳，这样的结局应该是圆满的，看似皆大欢喜。 可细细一想，这样的结局却是由外在的力量催化而成，不免有一些遗憾和悲哀。转而再想，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中，那些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有几个是圆满结局的,成与不成最终摆脱不了宿命的安排，就像结尾说的“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其实与她本人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联系。翻来她的人生履历，1920年生于上海，父亲张志祈母亲黄素琼，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但殷实丰满的家庭背景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她的母亲黄素琼是那个觉醒时代里的新女性，作为新时代女性，她们身上便有激情、蓬勃的冲劲。而她的父亲却是个固执的守旧主义者，两个观念完全冲突的人结合也不过是旧时代婚姻媒妁之言。黄素琼对于张爱玲，其实全然并不挂心，她的一生钟于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张爱玲的童年是没有母爱参与的。
关于她与母亲黄逸帆，这又是一种很令人揪心的过往。她俩的相处是与我们想象的母女情不同的，她们之间只在于一些细小的关爱。又或许是羞于表达，两人心理隔阂增大，以至于矛盾无法解决。张爱玲的性格里多和母亲相像，都有那么一份绝情。但这绝情又带着柔软，张爱玲成名后，给了母亲两根金条。母亲泪流满面，哀戚至极：“就算我让你不好过，你也不必对我这样！”此后，母女再也没见过面。
1957年，母亲病重，写信请她来见最后一面，然而张爱玲没来，只是随信寄了100美元。初次了解，我其实很理解为什么张如此绝情，因为在她内心，她是不认可这份母女情的，黄逸帆也不配去作为母亲的身份被她称呼。但二人细软之处在于，暮年时母亲黄逸帆病逝，而在她皮夹子里封存着张爱玲小时候的照片，张爱玲于1944年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特意要求把封面做成蓝色。而黄逸梵最喜欢的颜色，就是孔雀蓝。
彼此牵挂，却彼此伤害着，只有后世人为她们的柔软所动容。张爱玲在《恰到好处的幸福》里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走。”，用这句话形容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也正好。
在我内心深处，很敬重张的冷漠、对人世自持的悲剧意识，似乎一切都是荒诞而不具备期望的。但就像她在《倾城之恋》中留下过这句“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就会原谅现在的我”。是的，把这句话放在如今每个人身上，都是恰当的。
张爱玲的一生，心都没有归宿的，她便是她自己的归宿。世人都知道她与胡兰成的爱情是以悲剧收尾的，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胡兰成与张爱玲之间，也算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胡兰成通过杂志《天地》读到张爱玲的《封锁》，喜不自胜。于是他通过向苏青反响，又得到了张的照片，越发对她喜爱，最后通过对苏青的恳求，得到了张的住址，两个人便相遇了。胡兰成在与张爱玲陷入爱情后，便结束了自己现有的婚姻与张爱玲相守在一起。可悲的是胡兰成一生不禁做了伪政府的汉奸，更风流成性，一生结婚次数竟达8次之多，在其逃避抓捕南下后与一女不轨，张爱玲知道后对其失望至极，但仍拿出稿费资助，后二人彻底分手。
再聊到张的友情史，那是张一生不可多得的纯粹感情，与炎樱之间，多是少女时期的交心。二人年少时同进同出，亲密无间地看电影、逛街、买零食，谈学业、聊服装，互相交换少女心事。之后几年，张爱玲写书，炎樱帮她画插画、拍摄照片。张爱玲不善言辞，每逢公众场合，她总要拉上炎樱。直到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依然是炎樱陪着她为她做证婚人，但之后这份友谊却因为彼此的性格矛盾而潦草结束了。
回头看，张爱玲这一生，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结局都不能算得上圆满。看完她一生的经历，也有一些唏嘘。也正是这样一个平时不擅与公众沟通的才女，内心是多么细腻敏感，所以读她作品时，才觉得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东西。张爱玲心田里有一片希冀的地方，哪怕小说情节以致悲凉，但我们依然能从悲凉中读出人的希望与勇敢。
近期读到《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有一个情节，讲的是主人公振保多年后在公交车上遇到了自己许久未见的红玫瑰娇蕊，她已是一种中年人的俗艳了。振保一如惯常的问了一句
“:怎样？你好吗？
娇蕊回答他
“:很好”
他继续问娇蕊
“:那姓朱的，你爱他吗？”
娇蕊道“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
这一段的确很受人感动，即使自己受到了辜负，但内心却对爱没有任何的惧怕。也是现在的人身上所缺乏的一样东西。
这或许就是作者她自己吧，又或许不是，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看小说，也正是从小说中看自己。张爱玲的这番洒脱中带着悲凉的写作风格，既让人心疼，也让人心生力量。
对政治大局的认识还缺乏敏锐洞察力
木心是最懂张爱玲的张迷。
在《木心遗稿》中，他言：“张迷是迷而不张的……”
如今，张迷很多，迷她显赫的身世、绮美的文字，她的惊世骇俗、遗世独立，甚至以谈她为小资、为文艺，又有几人懂她？木心道：“‘张迷’者，不过是‘迷’而已，自作多情，张不迷，人人自迷。”
1
“一个灰色的幽灵飘荡在荒原上。”
木心说张爱玲在美国选择灰色作外服，实在是真正的艺术家。
早年张爱玲在霞飞路穿奇装异服，大呼“出名要趁早”。那是她花开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穿她想穿的任何色彩。到美国后，繁华落尽，惟有高雅、低调、素朴的灰色与她最媲美。
一个单薄、清瘦，身披灰色兜蓬的女子在荒原上飘荡，她是张爱玲，也是艾米莉.勃朗特，一个同样喜爱荒原的女子。如此才情、孤傲、遗世的女子与荒原最相宜，皆是生前寂寞，死后活在自己作品中的女子。
木心言：“命运，是有的，大命运主宰着中命运，中命运主宰着小命运。”
在《遗稿》中他多次写到张爱玲，有对此前张爱玲过世不久应邀写的文章《飘零的隐士》中不恺切、不公平地方的负疚之心，也有知悉她来美国的坎坷遭遇后更客观、公正，更慈悲地看张爱玲。
2
“五四”新文化以来，活在作品里的艺术家廖若星辰。
《遗稿》中，木心言：“张爱玲的灵光精气也是不会淹没的，她能够活在她的作品里，会磨灭的是那些张迷。”
在《遗稿》中读到，木心想写三万字的《张爱玲祭》，标题、目录已列出，遗憾未完成。所幸有《张爱玲进大观园》、评张爱玲的《华丽缘》等一些零星的文字，让我们看到木心眼中的张爱玲，既是重读张爱玲也是重读木心。
在木心看来，张爱玲既不现代也不古典，尽管她酷爱《红楼梦》，却不能自在地活在大观园里。
“她不爱富贵荣华,如果活在大观园中,她和姐妹们合不来。酒令、联句、猜谜她都不会。”
“宝玉、黛玉不会喜欢她, 宝钗、湘云也与她谈不来。张爱玲进了大观园也是孤独无所依的。她不会玩人，也不会被人玩。约会, 不准时。说笑, 她不笑。通信, 不拆信。”
张爱玲到美国后一直在小地方生活，孤陋寡闻，拒交朋友。大都市的热闹与她无关，她形单影只，笔耕不辍。木心说，“她不老，才思丰盈得紧，但后来还是无以为继，不声响了。”
显然，张爱玲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也不能回到古代去，大都市不适合她，大观园也不适合她。
木心认为她的“场”在上海“孤岛时期”，源头活水，得过且过的乐园。
在那“乐园”里，张爱玲如鱼得水，那时，花开得正好。
《遗稿》中，木心道：“张爱玲已经完成了她的风格，她是‘不可更替的一员’（纪德语）。她的文章，无论散文、小说、论述，一下笔就活色生香，铺面而来。即以在少年的征文之末一段，试问在三十年代的文台上，哪一位文豪大师写得出来？”
张爱玲的文章大都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香港的事，笔下多为软弱的凡人，男女间的小事情，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她游离“主流”，没有为时代唱赞歌、没有塑造英雄，始终关注的是人、人性，关键她是“不可更替的一员”。
时间是公正的，一如木心所言：“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她八尺龙须方锦褥的偌大尊容的一席地。”
3
“时尚，主流，大众化—艺术三敌。”
木心可谓张爱玲的知己，对艺术，皆“嫉俗如仇”。
木心在评张爱玲的《华丽缘》中道：“张爱玲喜欢：世俗，热闹，华丽。尴尬，冷清，寒伧。”
木心何尝不是，在俗世的奏鸣中，在“彼岸”调弄“此岸”的零零星星琐琐碎碎，呈现着隐含于“最富人间况味”的“此岸性”。
“《华丽缘》写来极为生动，很张爱玲，那领班的男人的口气，用词非常恺切扎实。乡下人看戏看行头，看旦角的脸，做工唱工倒在其次了。”
俗世的浓浓烟火气令张爱玲着迷，恰映衬出她的苍凉人生底色。
木心说她能发现世俗，鉴赏世俗，但不能制作世俗，调排世俗。
在鉴赏世俗时，张爱玲隔着长长的距离，将自己游离于世俗之外，宛如欣赏一幅画。
“但最后台下观众中出现了一个女强人，一时众星捧月，张爱玲就深感落寞，掉头疾走回来——读到此处，很惊异张爱玲性情的怪异。”
之前读《华丽缘》，完全未读出张爱玲在此处的怪异，经木心点拨，读出的是女强人的出现，倏地让张爱玲感到破坏了画面的完美，自己也置身其中，不再是观众，于是掉头疾走，回到属于自己的尴尬、冷清、寒伧中去。
张爱玲冷眼旁观，俯瞰世事的惊人洞察力，让木心赞道：
“张爱玲自有其浅浅的深度，薄薄的厚度，招之即来的广度。她天性好，很世故的样子。”
木心俳句，“我最感兴趣的是人 人人人人人人人”，可谓与张爱玲异曲同工。
木心笔下也多呈现普通人的命运，人性的复杂性。
尽管时代在进步，人性却不会与时俱进，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将来仍如此。
看似云淡风轻浅浅的一句，却只是“冰山一角”，下面是怎样的惊涛骇浪呀。
木心看重纪德，他说纪德是文体家。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他看重鲁迅、张爱玲。“此鲁老夫子之作也”，非常张爱玲、非常木心，如李劼所说，“完全是民国年代的风格。”抑或，这就是他们得以活在自己作品中的缘由。
木心说张爱玲的性格真是决定了她的命运。
不按常理出牌的木心旋即颠覆这句人人皆知的哲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人人都以为宿命的悲叹，其实是积极有为的策励。命运不由人，性格可以变好的呀。”
然而，张爱玲的个人命运被中命运牵绊，被大命运主宰，她又如何主宰命运。木心又言“命运决定了性格，然后性格决定命运。”
“张爱玲的傲，傲得天真明朗。”
“这傲用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好，但用在七十年代的纽约，坏事了。”
张爱玲一生孤傲。木心在《遗稿》中道：“张爱玲至死也恨胡兰成，说明至死也忘不了他。浪子往往有人痴心于他的，而且不止一个。”
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木心看来是“浪子佳人”的绝配。
“《对照记》没有把胡兰成、赖雅的照片编进去，她把人生与艺术分开了，分得好，不愧是高贵的艺术家。她对自己用了慈悲，又用了傲慢。”
木心赞赏张爱玲的这种“傲”。对胡兰成，爱的时候低到尘埃里，分手后对浪子胡兰成的挽留绝不回头。木心对友情也是如此。与李梦熊，可谓俞平伯与钟子期，后绝交，绝不拖泥带水。
张爱玲与木心皆能把人生与艺术分开，在艺术上方获得大成就。
张爱玲飘零到美国，做了隐士，渐渐委顿下去，再无昔日光彩。在《飘零的隐士》中，木心也同多数人那样认为张爱玲的文学生命过早结束。
但在《遗稿》中，他道：“张爱玲的悲惨，不是才气尽了，写不出了，而是才气照样有，而且炉火更纯青，可是生活折腾得她负荷不了，生理心理都发生扭曲。”
张爱玲的遗愿是把她的骨灰撒在荒野上，无奈被投之太平洋。这是张爱玲最后的遗憾，木心也为她深感惋惜，最痛惜的莫过于在美国未施展她的抱负。
4
张爱玲到美国后其实有一番青云之志，非常勤奋。她用英文写作，还是想走向世界，却失败了。
1963年，张爱玲用英文写成《易经》，后来一分为二，前半部改名为《雷锋塔》，却未找到出版社，最终放弃出版的念头。
她把最有成就的旧作《金锁记》改编为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同样不顺利，后又把《北地胭脂》翻译回中文，写成长篇小说《怨女》。
张爱玲希望通过英文小说《少帅》来突破，为此1961年专门到台湾打算访问张学良，却未能如愿，最终未完成的《少帅》也没能打入美国，令她心灰意冷。
后张爱玲又转向翻译，翻译她最喜欢的《海上花列传》。但这部小说原是吴语，张爱玲说，“这种轻灵痛快的口齿，无论翻译成哪一种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她只能将之翻译成国语，又耗费了不少精力。
倘若说张爱玲做此事未考虑读者，那么花了十年时间研究《红楼梦》，写成《红楼梦魇》，就更无视读者，只为自己所爱。
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重回中文世界，写了《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等作品。18万字的《小团圆》，不断改写，直到过世也没写完，待发表时，她早已故去。
木心知悉张爱玲来美国的处境后，写道：“她的困境的模式是公主落难，活在皇宫里，她是正常无差池的。”
张爱玲到美国后，身体不好，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不断感冒、牙痛，尤其是晚年患皮肤病，总感到屋里有蚤子，不断搬家，这些皆影响她的写作。
也是性格的原因，不喜欢与人交往，在美国不与人接触，只能写她熟悉的事情。抑或，更与她对人生的态度有关，恰如木心所言：“张爱玲有才而偏（人生观）。”
5
《遗稿》中，木心道：“张爱玲的英文程度颇高，而写作方法并不受西方影响，而对中国美学的怀古也只怀到清朝，可谓隔夜翻新。”
张爱玲的作品在美国不受青睐，木心以为她太中国了，太“三十年代”了。张爱玲当然知道在美国不能再穿宽摆大袖的绣袄，而是选择灰色作外服。
她固守自我，无视读者，脱离现实，自然不能适应环境，灰色衣裳低调、高贵，却不能惊世骇俗。
《红楼梦》无论翻译成哪种文字皆会失去精华，亦如木心说张爱玲文学的好处是“中国的”，非“世界的”，没有世界性。木心在文学上的眼光则比张爱玲深远，“野心”更大。
木心说他的作品是写给未来读者看的。
与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相反，木心可谓“大器晚成”，56岁到美国后才写出他一生中重要的作品，虽说写作生涯超过60年，但早期作品全部散失。
木心在海外的影响较大，其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
作品先在台湾火起来，在大陆掀起“木心热”时，他已七十多岁了。显然，用中文写作的木心是世界性的。
在木心的众多作品中，看不到具体的时间、地点，甚至时代也被模糊了，皆以第一人称“我”表述。他在《遗稿》中言，“从少年开始，从来不以‘中国’‘一时’为怀。”
郭松棻说：“在木心的冥想沉思中，他求得很远，他远远地达到了‘彼岸’；但是他在落笔的时候，却又不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彼岸消息，而调弄的却是‘此岸’零零星星琐琐碎碎的题材，但就在其中，隐藏着那个‘彼岸性’。”
恰因木心的“世界性”，他才走得这么远，不仅文学，绘画也是如此，在绘画上的“野心”则是中国追北宋，西方追达.芬奇。
木心在《遗稿》中道：“在艺术上，几乎是每一念都是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跨越时空，无论文学还是绘画，木心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木心说张爱玲没有世界观念，她是写给中国人上海人看的。
张爱玲自己说，她是很在乎读者的彩声，编者的殷勤。以张爱玲的冰雪聪明，肯定知道西方读者喜欢什么，然而，她无视“读者”，只写自己想写的。这就是木心说的“书桌摆在月亮上”。
木心言：“你‘迁就’读者，你完。你‘无视’读者，你完。”
“人性的共振共鸣才是‘世界性’的取得和构成。”
尽管张爱玲才气横溢，却无法超越地方性、个人性、时代性的局限。故而，木心痛惜道：“中国近代的作家，哪一个是具备足够的世界性呢—好像是天命而非人事，亦当哀矜而勿喜。”
显然，木心是具备的，他的“野心”就是要写给未来的读者看。能否响彻未来，不是谁说了算，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1995年中秋，张爱玲魂归太平洋；2022年12月21日，木心驾鹤西去。“民国风”不知又有谁能承传，成为那“不可更替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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